现实有爱恨,历史无情仇.docVIP

现实有爱恨,历史无情仇 　　“义和团运动”确乎需要“正名”，因为这是一场涉及列强、义和团、清廷中央主战派、清廷中央主和派、东南督抚和士绅、保皇派、革命派等多方力量博弈的大事件，事件各方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矛盾重重，其多方博弈错综复杂，不论是“反帝/投降”模式，还是“进步/落后”模式，都不足以勾画这一场大冲突。 　　 　　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 　　侯宜杰，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 　　 　　把过时的神?o请下神坛，再踩上一脚，树立新神?o，是趋新时代人们喜欢玩的旧把戏。此潮流方兴未艾，侯宜杰的新著《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10月）也加入到了这一合唱。我不反对“翻案”，或者称“发覆”，前提是要比前人更全面、更深入地解读史料，如陈寅恪先生之于中古史。但侯宜杰此著，所得出的“结论”实在难以做到持平公允。 　　《神拳》一开始就撇开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声言要独立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学术创新本身没有错，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也可先将前人研究搁置一边，直接从原始史料入手。但本书所用史料，仅限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和《山东教案史料》，有欠周全。《清末教案》的《中文档案部分编辑说明》指出：“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善后处理的教案史料，则因本馆另编有专书，故除少量外，基本未收”。所说的“另有专书”，指的是前已出版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及其续编。除此之外，台湾出版的《教务教案档》还有大量大陆所没有的材料。无论是要全面总结各类教案的起因，还是确定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至少都需要利用正续两套《档案史料》，而不能以“基本未收”义和团高潮两年事件的《清末教案》为主要依据。如此一来，侯先生所下的结论“平民均负有无法推卸的主要责任，与列强侵略没有关系”只是在有限史料基础上作出的判断，其结论是有欠妥当的。 　　今日不少喜爱读史之人，最喜欢的是“尽翻前说”，似乎不如此不“解恨”。作者的一些判断，偏颇殊甚，却可能符合这些读者的“翻烧饼”心理：“无端或因小事引起的各案，平民均负有无法推卸的主要责任，与列强侵略没有关系”（第20页）；“断言传教士遇有民教纠纷即加干预，偏袒教民，与事实不符。即使传教士干涉，也要看教民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就不能目之为欺压平民”（第27页）；“盗贼财迷心窍，不顾大局，偷盗教堂财物，杀害教士。这类案件的肇事者人数很少，但影响极坏，有的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如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就给德国侵占胶州湾提供了借口”（第32页）；“平民诉讼受欺咎在中国官员”，官员“没有骨气，缺乏正义感，只考虑一己私利，惟恐洋人将事情捅到上边，自己的乌纱帽不保”（第32、33页）；“灾荒饥饿才是运动突然暴发的真实的主要原因”（第55页）；义和团“不是‘反帝’是盗匪”（第177页）；教民“‘特权’是清政府法定的”（第185页）；“联军……包括夺取大沽炮台的行动在内，均属合法形式自卫权利，行为正当，不违反国际公法”（第268页）。 　　以“平民受欺咎在中国官员”为例，这实在不是一个公允的判断。若没有列强驻华领事、公使以武力为后盾施加压力，若没有总理衙门迫于外交压力对地方官三令五申，若没有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教案遭列强施压而撤职的先例，地方官毫无理由选择对平民不利的判决。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在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等人的压力下，总理衙门订出《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五条》（见《清末外交史料》），第一条就是：“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即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主教因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馀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也就是说，总主教和主教相当于省部级，随时可见省长；大司铎相当于厅级，随时可见司道；其他司铎，相当于处级，可随时见区长、县长。教士有了级别，可以乘坐官员才能乘坐的绿呢大轿，遇到诉讼案件，很方便地利用这个身份和特权加以干预。而这个条款出台的背景，据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墨朗的研究，是因德国以保教为名强占胶州湾，清廷担心再次出现“以保教权为借口达政治目的”，让天主教士与地方官直接联络，试图将侵占中国利权的借口消弭于无形（墨朗：《十九世纪教廷、中国语天主教会发展》，《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3页）。教士随时可面见地方官，只能让平民在民教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地方官随时有被撤职的风险下，偏袒教士、教民。 　　而“盗贼……给德国侵占胶州湾提供了借口”的判断，也与历史不符。作者对巨野教案中的肇事者的指责，有欠公允。治安刑事案件，在中国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