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文化关系浅谈.docVIP

历史文化学院 2012级 尚倩南 学号：2012014414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浅谈 新罗（公元503-935年），朝鲜半岛国家之一。从传说时代起，立国达992年。开始定国号为“新罗”，新罗最初由辰韩朴氏家族的朴赫居世居西干创建。660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670-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称为统一新罗。 之所以提起笔，写唐与新罗文化浅谈，是在图书馆偶然间看到了主要从事唐宋文史及中韩古代文化关系研究的党银平老师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一书，激起了我对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的探究兴趣。 中韩建交以来，随着两国经贸关系阔步猛进，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对韩国关注有了重大进步和划时代的变化。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入韩国，韩语学习者猛增，韩剧，韩版服装深受中国公众欢迎，出现了“韩流”这样的新词。韩国文化对中国的冲击波与历史上中韩交流关系十分不平衡，韩国方面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研究和吸收与中国对韩国的客观史况相比，这种冲击波确实是堆积如山的中国历代史册中难以找到的。韩流的来潮，督促着我们历史学者加速中韩关系历史的研究，但资料的有限，又为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种种困难。 党银平先生近期著成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是作者在《崔志远研究》基础上发端而形成的一项研究成果。党银平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时，在其导师周勋初和莫砺锋两位教授的鼓励支持下，选定了崔致远作为研究对象，成年累月埋头于中韩各类史籍和有关的大量的论著，资料中，去伪存真，分析辩证，做出了很扎实的成就，如今又在其已有的基础上，拓宽到目前这个主题，这项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中韩学界在此领域中的空隙和不足之处。 《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一书主要研究唐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关于新罗与唐代的教育关系研究，韩国学术界关注较早，对这类研究课题也比较重视。迄今为止，已经产生了不少相关论著，如李基东的《新罗下代宾贡及第者的出现与唐罗文人的交游》，赵澜济的《韩国文学史》，金台俊的《朝鲜汉文学史》等，都尝试从新罗留学生与唐代文士交往关系的角度展开探索，或许从韩国历史发展及文学史的纵向层面进行宏观描述。 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成果不丰，闫耕望《新罗留学生与僧徒》一文，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 《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之交》两书，曾对唐代与新罗文士的关系作出过梳理，学术上已经有了拓荒之功。 近年来相继出版的研究唐代科举史的著作，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阎文儒《唐代贡举制度》等，考释的观点主要侧重于唐代自身的教育或科举情况，对唐代与域外的教育交流关系一般很少涉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朝文化交流的复兴与加强，中韩之间的相关学术研究日益兴盛，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重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交流史著作或相关研究专著，如杨通方的《中韩文化交流研究》，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等书，已开始在此领域做出了可贵的学术探索。总体上讲，这些著作视野宏通，博洽厚实，线索清楚，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有的著作对唐与新罗的教育关系仅仅作出了简短的介绍，有的则在中外关系史的大背景下附带论述两国的教育交往概况，目前还没有以唐代与新罗文化教育关系作为专门研究的专著。有鉴于此，党银平老师拟根据现存有关中韩文献，结合学界前贤的研究成果，尝试对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展开较为集体集中的考述。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很重视以现存中韩原始文献为立说依据，注意吸纳学术界前贤今人的已有观点，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探赜比勘和对前人异说的辨析综考，尝试对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作出较为全面而客观的勾勒与评述。全书既有两国教育交流格局的宏观阐述，也有许多具体个案的考释，力求以不尚空言的实证方法，从儒学，宗教，文学等综合层面来探索并说明唐代与新罗的文化教育关系。我对这一部分也比较感兴趣，因此结合党银平老师的《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一书对唐与新罗文化关系做简单梳理。 新罗早起巫术巫风较为流行，以土著文化为主，文化教育还处于一种相对落后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到箕子迁入朝鲜之后才有明显的好转。据秦汉大学者伏生《尚书大传》记载，箕子率族人进入朝鲜之后，为改变朝鲜当时蛮荒的状态，箕子“教民以礼仪，田蚕织作”，并制定了“八条之教”，开辟了朝鲜教化礼仪的滥觞，对当时蛮荒的朝鲜风俗起了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至秦代时，许多秦人为躲避秦末苦役而向东迁入朝鲜半岛，以“秦韩”之名逐渐与新罗国民融合为一体。汉武帝时又于朝鲜旧地设地方行政机构“四郡”，中原比较先进的文化习俗，服饰物产也很快随之传到朝鲜半岛和新罗。到法兴王十五年，新罗正式承认佛教。至三世纪中叶，汉文字开始在新罗流行，三世纪末，新罗开始接受儒家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