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2.5)污染时空效应检验.docVIP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2.5)污染时空效应检验 　　摘要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 和Gearys C 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①雾霾（PM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②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2.5）浓度升高0.011%。③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雾霾（PM2.5）污染；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3；X5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68-10doi：10.12062/cpre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显著进展，1978年到2014年累计实际利用直接外商投资额达到32万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二位。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注入不仅填补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口，还推动了本土技术创新，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驱动因素。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近些年来雾霾污染频发、影响广泛、治理难度大和常态化等特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16年全球城市污染数据库”，该数据库中WHO将城市雾霾（PM2.5）平均浓度由高到低排列，其中前一百名城市中有30个为中国城市。在WHO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评估”?目中估算出在2010年，中国室外空气颗粒物污染（主要指PM2.5）导致120万人过早死亡。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伴随经济发展和生产技术创新，雾霾中人们陌生的污染物和新型有毒污染物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和环境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同时，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早在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到污染密集行业有16 998家，工业总产值达4 153亿元。近年来，外资在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所占份额进一步扩大，2014年FDI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平均总资产份额仍高达26.12%，其中造纸业和皮革毛皮羽绒占制造业总资产份额分别高达40.19%和39.54%。因此，重新审视资金、技术转移为一体的FDI与中国大气污染的关系，对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利用FDI对雾霾（PM2.5）污染的影响来揭示FDI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并在全国总样本和区域样本下FDI对雾霾（PM2.5）浓度的动态空间影响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为“治霾”和“引资”提供经验支持 1文献综述 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环境关系理论中，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是恶化论。恶化论的主要理论是污染天堂假说（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和环境竟次理论（Race to Bottom）。这一派如Cole[1]、Mani和Wheeler[2]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污染天堂”（PHH）假说是存在的。在对国外环境质量的研究中，Pao和Tsai[3]采用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1980年至2007年俄罗斯经济增长和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FDI促进了俄罗斯的环境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要严格审核FDI的质量，避免对本国环境产生消极影响。Kari和Saddam[4]发现流入到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卡塔尔的FDI显著增加了碳排放量。Kivyiro和Arminen[5]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世界银行发展指标考察了部分非洲国家在1971―2009年期间FDI对碳排放的影响，证实了FDI增加了碳排放量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Ong和Sek[6]采用了ARDL模型和非面板的VAR/VECM模型考察了1970―2008年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