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本地化”视角.docVIP

网络舆情的“本地化”视角 　　如今，无论是相关专家学者、各级党政舆情研判部门，还是依托新闻媒体而成立的研究平台，或者些民问舆情调查机构，都很重视网络舆情研究，并共同将中国网络舆情研究水平推向 个新的高度。不仅如此，舆情研究甚至实现了初步的产业化运作，这些使层次化地去客观认识、科学研判、理性运用网络民意有了种常态化可能。 　　舆论也要“本地化” 　　网络舆情研究的“本地化”就是“入乡随俗”，在坚持普适性原则的前提下，网络舆情研究的过程与方法要充分考量当地民风民情，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及时汇聚与分析网络民意，再理性发挥网络民意，以转化为当地决策部门的实用参考，指导当地政府及时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与回应网民关切，化解网络舆论风波等，使研究成果顺利“落地”。 　　以湖南省“三问于民活动”为例分析网络舆情研究的“本地化”视角。“三问于民活动”即20 11年10月-11月，湖南省开展的“迎接党代会，迈向新征程”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三问于民”活动，活动主办方在红网开通“三问平台”，集论坛专版、在线提交、活动专题、电子邮件、短信互动、网络访谈等多种网络参与方式为一体，以此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听取民众呼声。活动开展以来，网络民意倾泻，各类网民诉求或建议数以万计。从网络舆情研究角度来看，“三问于民活动”本身就包含着重大的舆情研究价值。这一活动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与研判中，诸多“本地化”因素也得已体现。 　　从网络舆情信息分类上看，这一“三问于民”活动舆情研究选题，自然属于“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的舆情信息”，做好这类舆情信息的研究工作，将直接体现舆情研究“服务大局、服务决策”的根本目的。就“三问于民”活动而言，这些“大局”、“决策”所立足的湖南省情，是舆情研究分析重要的逻辑起点，也是内参文件、舆情分析报告等诸多研究成果观点新颖、对策得当、生动可读的前提。另外，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与研判要围绕已有的“大局”、“决策”，熟知湖南省当前的一些重大政策方针，然后通过网络互动平台，打通官方与民问两个舆论场，使政府决策与民众诉求基本对接。 　　从网络舆情研究步骤或方法上看，研究的“本地化”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湖南“三问于民”活动，首先将网络互动平台设在红网，通过红网平台汇聚网络民意或网民建议，这是其他网络平台甚至全国性网站无法替代的，红网作为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已成为了湖南省重要的舆论阵地与舆情窗口。同时，收集与整理舆情的“三问于民”活动小组人员，是从主管部门、省内主流媒体、科研机构中抽调组成。这批工作人员对湖南省社会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基本熟悉。除了这些舆情研究“本地化”的客观因素，网络舆情信息或研究成果的上报应该目标明确，舆情上报后的反馈应落实到位，而不是不知“花落谁家”。 　　“本地化”的现状 　　虽然“本地化”是网络舆情研究“落地性”等特征决定的，并且目前的舆情研究实践中一些研究者的脑中也萌发了一定“本地化”意识。政府主管部门为更好地回应网络民意诉求，去实地调研舆情生发的根源，其实客观上仍是一种“本地化”思维。然而“本地化”仍只是众多网络舆情研究机构或政府舆情研判部门研究中的点缀，“本地化”视角并没有真正成为舆情研判或研究的切入点或基本原则之一。 　　从网络舆情研究或研判的主体来看，政府部门、舆情研究方面的学者专家、新闻媒体及民问研究机构等，对研究的“本地化”未能界定清晰，主要体现在主观认识不到位与客观条件缺乏等两个方面。首先，各地政府部门的网络应对，大多仍处于被动地应付突发事件或敏感性事件的状态，网络舆情应对方式较为原始。当然，一些理论成果立足全局，有一定的思想性或可以为舆情研判实践提供一些指导，理论价值自然值得肯定。然而受制于客观条件，研究成果过于注重网络舆情的“共性”，针对性不强，要真正体现出实用指导性，研究模式亟待优化。再者，以新闻媒体为平台的舆情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部门与纯学术机构的不足，但研究或研判水平参差不齐，研发框架难以建构，并且因其新闻媒体属性，对于树立“本地化”视角并常规化运行，显然是个问题。 　　“本地化”的必要性 　　应该说，网络舆情研究“本地化”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舆情研究的方式方法、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从上述的内涵、现状等方面的分析中亦可窥见一斑： 　　首先，网络舆情研究的方式方法需要树立一种“本地化”视角。例如，网络舆情调查包括网上问卷调查、网上议题设置、电子邮件调查、网络会议调查等，不论是哪一种舆情调查形式，如要获得有价值的统计数据或民意观点，都得科学地进行前期准备：选取调查议题、设计提问或选项、确保调查导向、确定调查对象等。 　　其次，网络舆情研究的内容或领域需要进行“本地化”透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热点话题的形成，主要由反映社会思潮的事件、社会民生或与群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