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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为与自爱 　　提起弗洛姆，首先就会想到他风靡全球的著作――《爱的艺术》，此书在1956年出版后，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作为一本专业性极强的哲学著作，居然成为畅销书，实为罕见。在国内各大学的图书馆里，此书的中译本（有三种译本），也常常是借阅人数最多的书之一。或许，此书得到广泛关注，首先来自于书名，毕竟，对“爱”的感受与思考，几乎人人皆有。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文学艺术家也呕心沥血地去探讨，不过，在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的著作中，弗洛姆的书则卓而特立。尤其是对于处在“现代”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困惑的人们，可以说是醍醐灌顶，领悟了他的思想，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在书中提出，爱，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感情、一种自然的心理状态或过程；也不仅仅涉及到对象。“爱”更是一门艺术，一门需要经过艰苦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艺术。“爱”又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不断增强的能力。并且，爱这种能力，是人类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人类对幸福、成长和自由的追求，是以是否拥有强大的爱的能力为基础的；爱，是与人类的其他高贵品质，如谦虚、信念、忍耐以及勇气紧密相关的。他区分了两种爱：幼稚的爱和成熟的爱。前者的心理程序是：我爱，因为我被人爱；后者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他还从当代心理学角度区分了父爱与母爱，以及二者之爱的优劣。更重要的，或者更富有原创性的，他提出了“自爱”这一观念，这是他的思想基础之一。自爱不是自私，也不是自恋，自爱是爱他人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性地爱，那么他必然爱自己。 　　弗洛姆的幼年与青年是既幸运又不幸的，既得到很多的爱，又失去了很多的爱，作为一个独子，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独子，他得到了父母很多的爱。但是，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却又是一个喜怒无常、脾气怪异的人；他的母亲，精神更趋于病态，患有间歇性抑郁症。这使得如他在晚年所自述的：“我变成了一个很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一个孤独的灵魂，寻找着爱，如得不到拯救，则必须自救，他立志去探索人类的心灵的秘密。在当时，一个犹太家庭，一个犹太人，或隐或显地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这也激发了他终身关注社会的正义、健全的社会等问题。他先学法学，再学社会学，最后却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又进了“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了数年的正规的精神分析训练，并成为一名开业心理医生。在这期间，他还以心理学家的身份加入了“法兰克福学派”，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其主要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弗洛姆。他们都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家，真可称得上是群星荟萃。他们虽然各有其研究领域，但共同的思想倾向之一，就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起来，弗洛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他诸多著作的基本思想。实际上，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发展和完善弗洛伊德主义。在继续坚持“压抑”、“无意识”、“情结”、“人格结构”等等精神分析的核心范畴的同时，又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对于个体人格形成的意义。因而，在学术圈内，他是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旗手而著称的。他与他一度的恋人――卡伦?荷妮，以及沙利文、埃里克森等人共同创立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上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在德国掌权，“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不得不集体逃亡，弗洛姆也到了美国。不过，二战结束后，他没有随研究所返回德国，而是留在了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继续开业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据说其医疗效果远远超过了其他精神分析家。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直接启发了心理学中的“第三思潮”――“人本主义心理学”，其影响迄今仍然巨大。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不是宗教徒，虽然他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息极浓的家庭。他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当地著名的“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一个舅舅是研究犹太法典的权威学者，他父母也非常虔诚。他父亲因为经商，与其信仰有冲突，甚至深怀负罪感，以至于终日郁郁寡欢。弗洛姆青年时代就放弃了宗教信仰，不过，终其一生，其思想里隐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救世情怀，“弥塞亚情结”始终是他的思想核心之一。他甚至还认为，“马克思的热情是一种宗教热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宗教信念，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到了晚年，他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和道教产生了强烈兴趣，对禅宗思想的思考尤其深刻。他试图把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他与当代日本著名禅宗思想家铃木大拙对话，于1964年出版了《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他认为，禅宗思想与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一种人生艺术的探讨，一种启发人们获得智慧、奔向健康的人格和完美心灵的艺术。 　　弗洛姆以《爱的艺术》一书扬名全球，实际上，在学术领域，他的成名作是写于二战期间的《逃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