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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与演讲 　　1959年,施特劳斯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什么是自由教育”(中译见刘小枫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华夏出版社,2005)。如今,我们的大学请名家讲演已经是家常便饭,电视上还有著名的“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可见我们的“自由教育”搞得很热。现在,如果我们来重新学习施特劳斯在50年前关于“自由教育”的讲演,也许并非不合时宜。 　　无论发表的时间还是演讲这一形式,对于我们领会作者的意图来说,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就在这次演讲中,施特劳斯提到了关于教育的两个说法,这两个说法与“演讲”这一形式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是在演讲的第三段,关于自由教育是一种通过书写进行的教育;二是在演讲后半部分,谈到了柏拉图的一个提法:最高的教育是哲学。在第一个方面,演讲与“书写”相对,是一种口头的说话方式或逻各斯(logos);同时演讲又与柏拉图式的“哲学”相对,柏拉图式的哲学是对话(dia-logue),而演讲则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独白(mono-logue)。演讲、自由教育、哲学,三者共同端出了4种逻各斯。然而,如何理解这4种逻各斯之间的关系,却还是隐绰未彰。想要弄清楚这种在文章还未开始就摆出来的关系,则需要通过认真细致的阅读来进行。但也许这种关系只能在言辞展开之前被提出来。在言辞的展开和所以展开的东西之间,总是有某种文质相复的循环。 　　在一开始,施特劳斯就提到了自由教育跟文化(culture)的关系,以及文化跟农作(agriculture)的关系。文教就是按其本性培育心灵、提升心灵的品质,如同农作就是按其本性培育作物、提升土壤的品质。这一比喻并非泛泛而谈。关于何谓教育,古代圣贤有过很多隐喻,如颜之推所谓“陶冶性灵”,《美诺》提出的促人回忆,19世纪德语哲人爱说的塑形(Bildung)。在这诸多隐喻中,施特劳斯单单把“农作”拎出来,乃是提示读者,自由教育并非某种技艺,而是一种劳作:“这并非一项易(easy)事”。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尤其能避免一种望文生义的粗陋误解,即以为自由教育就是鼓励学生自由发挥的教育。一项技艺诚然也不简单,但却缺少劳作中的严肃、痛苦和容忍(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严肃、痛苦、容忍和劳作”),换句话说即缺少一种献身(dedication),一种专注(concentration),一种辽远(breadth),一种深邃(depth):也就是施特劳斯在后文谈到的自由教育的4种最重要的品质。 　　在这样一项严肃而艰难的事业中,有这么几种角色:真正的老师,也就是那些“大书”(the great books)的作者;“较有经验的学生”;以及“经验较少者,包括那些初学者”。Pupil而非Student透露出这种意味:虽然前面说“自由教育由以适当的态度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构成”,但我们并不是要去“研习”(study)它们,尤其不是在现代所谓“客观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研究它们,而是要去做小学生,努力倾听它们的教诲。施特劳斯本人正是那些“较有经验的学生”之一,他是初学者的老师,通过复述和注释那些真正的老师的话来帮助那些初学者;并且同样作为pupil,与初学者共同学习,聆听教诲。我们可以猜测,自由教育的某种“适当的态度”,也许就处于study和pupil之间的某个位置上。而在演讲的末尾我们将看到,这正是作者着意经营的暗示。不由得让人感叹施特劳斯的精审与细致。 　　紧接着,施特劳斯提问:“适当的态度”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与这种态度相关的,施特劳斯指出了两个困难。其中之一是如何对待伟大心灵之间的分歧。当我们恭敬地聆听老师们的教诲的时候,如果老师们本身就聚讼纷纭,那学生该如何是好呢?另一个则是当我们说“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的教育”时,对于“文化”一词的使用也将我们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因此施特劳斯把问题转向了:“此时此地,自由教育能够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关于“适当的态度”的问题被搁置了,但它仅仅是被暂时放在一旁了,而绝不是被撂下不管了。在某个地方断绝了下文,这往往意味着:我们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很常见。而现在,还是首先按照文章的思路来看一看施特劳斯对自由教育在“此时此地”意味着什么的讨论。 　　 　　此时是何时?曰现代。此地是何处?曰西方。概言之,“此时此地”的人们,就是处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中。施特劳斯进而谈到了被主流学术界称为“民主的理想”(the ideal of democracy)的东西原译做“民主的理念”。此处翻译成“理想”比“理念”要好,因为文中提到这种ideal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幻想,是与现实相对的“理想”,而非与其他“理念”相区别的某种“理念”。。这理想是什么呢?这里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说法,说按照某种理想,“民主制是一种与德性相进退的政体”(It was once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