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和我的一生.docVIP

艺术史和我的一生 　　 　　历史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当代艺术：曾经在您的那本书前面的开篇有那么个短句“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艺术史也不例外。”在那么郑重的位置写了这么句话，能不能把您对于历史的态度和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 　　吕澎：大家习惯说历史就是在追求一种过去的真实性的东西，历史就是把真相揭示出来，我们很容易习惯这样来理解，一般大家也是这样理解的。包括我们本人也是说当然要编一个过去最真实的东西。但是后来逐渐地通过阅读、经验，便觉得问题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每个人都在陈述他自己的东西，其实这都是他所认为的“历史真实”，是他所认为的“历史最本质的东西”。结果，有一百个人在讨论历史，可是有一百种意见，更不用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艺术到今天的当代艺术，所以，出现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历史就是一个永远在讨论的对象。 　　作为一个书写者，我坚持我的立场，但是我知道我们一个人不能穷尽所有的道理，所以我宁肯一开始承认历史是充满问题的烟云，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云山雾罩里，永远都出不来。当然我们可以自信自己拥有真理或者是谈到了历史的真相，但是应该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以，用了一百多万字来写一百年的艺术史，我当然有心理准备。就是：别人同样可以用一百多万字，写出一个跟你完全不同或者是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的艺术史。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有这个态度，而不应该是本质论的态度“只有我才是真理，别人都是胡说八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历史要在不断地重新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获得一个相对概率的认可。 　　 　　我写艺术史是出于一种责任 　　 　　当代艺术：您写了好多本，任何一本您都需要要埋头伏案很久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付出这么大的努力，用了自己生命中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这对您来说该是非常重要的件事情。一个人之所以会去从事这样的事情，当然会有他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可能您一直以来学习的经历和个人的情结等等，您为什么对艺术史学方面，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吕澎：写《八十年代艺术史》的时候是在1989年，当大家都在充满热情地在那里追求真谛，希望未来越来越好的时候，历史突然停顿了，我当时突然感到有一种断裂感。就思考过去了的这十年究竟有没有用，以后的人怎么看，我觉得特别地可惜，突然生发出一个感觉，就是应该把这段艺术史写出来，否则以后的人都不知道，因为以后彻底地变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口气三个月就和易丹把它写完了。写《九十年代艺术史》是在1999年，记得是1998年10月份的一天，我和张晓刚，王广义他们在小酒吧里喝酒，聊天。王广义说：“这十年又要结束了，到明年就结束，其实可以写第二个十年艺术史了。”我说：“我可没有什么兴趣。”他说：“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写，可能没人写。”就是他这一句话，把我触动了。“如果你不写，可能没人写。”我觉得我好像还是有这个责任的，就写了，1999年整整一年把《九十年代艺术史》写完。 　　其实写作的出发点，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学究的出发点，或者是过分地有一个什么很现实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带着责任，所以，写作艺术史是个冥冥中的东西，你骨子里面喜欢艺术。尽管你面临很多挫折，其实你还很喜欢它。当有一个机会或者有人触动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有内在的东西被唤起，内在的那种欲望会去关心它。其实就是出自于种责任，就是不要把这段历史忘了，关于写的水平怎么样，怎么来看待我这种对历史的表述，是别人的事，我自己很难去评价，当时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市场经济有它非常的残酷性 　　 　　当代艺术：当今的市场经济对艺术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面对市场与艺术的问题，您是怎样看待的? 　　吕澎：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的时候，市场经济开始迅猛发展。不过当时我和其他一些批评家觉得无非是借用这个手段推动现代艺术，使艺术家有可能继续按照他的想法去作业。可是后来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因为当时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对那届双年展很有体会。当然有一些问题间接责任应该算到我，因为毕竟艺术家最后要把他的画拿走，可是投资人不给，当然我没有办法，因为开幕结束之后，我作为主持人的合同已经结束了，我无能为力。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因为别的很多艺术家是看着我来的，有很多遗留、口]题没有解决好。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市场经济有它非常的残酷性。我知道了，处理好这个事情，需要真正要掌握主动权，可是我们也是凭着一个热情，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机遇。可是投资人到了最后开始收摊了，就开始不管了，不负责任了。但让我也意识到最主要的东西，其实艺术家也应该主动的，他也应该思考所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艺术的问题，或者是其它跟这个有关联的事情。 　　后来我就想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呢7我发现帮助艺术是帮助了具体人，然后具体的人又很有意见，他也不去谅解你，体谅你，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