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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双重忠诚 　　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涉及艺术与宗教、创新与传统等多重主题,但他却把严肃的主题巧妙地编织进一个侦破小说的叙述框架内,把关于艺术、信仰、个性与死亡的深层秘密设置在一个通俗形式的悬念上,运用揭示与隐藏的艺术符号学式的叙事策略构成了一种如波斯细密画一般迂回交织的叙事文体。 　　就故事而言,《红》讲述的是16世纪末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一桩谋杀案,死者高雅是一位为苏丹秘密制作绘制抄本的细密画家团体中的一位镀金师。书中人物“黑”在离家12年之后回到伊斯坦布尔协助姨夫调查凶手。可是随后,秘密手抄本的项目负责人“姨夫”也被杀害了。苏丹要求三日之内查出凶手,否则将所有宫廷细密画师推向斩首台。于是“黑”与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一起对三位嫌疑人“蝴蝶”、“橄榄”和“鹳鸟”展开调查。 　　若将此书作为侦探小说来看,显然是太简单了,小说的魅力在于其全然不同的叙事方式。《红》的叙述隐藏了作者身份,由小说中的各个人物承担说书人的角色,这让人很容易感觉像在《一千零一夜》里游走,山鲁佐德借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延续生命。与之不同的是,《红》中的人物挣脱了纯粹讲故事的传统叙事,以第一人称“我”讲述自己的生活、心思,这些人物同时透过绘画或者故事模本来观察世间万物,它更像是一部舞台剧,随着人物一幕幕出场,角色成为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符号,他们的声音不断进入错综的叙述结构中,被谋杀者与谋杀者,调查者或旁观者,都在不停地对听众叙说着,而读者就像罪案的调查者一样,力图从这些声音中辨识谁是谋杀者,为此,读者必须像侦探一样,变成细密艺术的内行,变成学习聆听、辨认各种内心的希望与恐惧的细微表征的解读者。对罪案的调查最终变成了对细密艺术的各种符号及其传统与意义的细致考察,如同小说中的主要调查者“黑”一样,读者的乐趣在于充当了一个艺术鉴赏家与宗教符号学家,以便确认罪案发生的缘由。而且,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每一种符号都既揭示着(艺术的意义)又遮掩着(罪案的发生)。不仅如此,细密画中的元素也成为叙事人,比如“红”、“狗”、“树”、“金币”等。秘密总能吸引阅读者的密切注视,在散落着阴谋、欲望、历史、绘画、恐慌、爱情这迷宫一样的文本里,寻找着线索。 　　 　　一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渐渐发现,何以一桩发生在细密画家之间的谋杀案所隐藏的“阴谋”,会“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帕慕克的小说提出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艺术与宗教信仰的紧张。正是艺术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内在冲突酿成了艺术家群体与信众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艺术家内心的焦虑也许正是这种外部紧张关系的内在化。 　　为了理解这一冲突,需要深入了解细密画的历史及其与宗教的关系。细密画兴起于蒙古人统治伊朗的伊尔汗王朝(1230―1380),当时的绘画风格深受中国宋元时期绘画的影响,在帖木儿王朝时期(1370―1505),随着苏非神秘主义在伊朗的兴盛,细密画的艺术哲学观被纳入苏非神秘主义的范畴,当时的细密画家们大多数也都是苏非信徒。这表明,艺术与信仰暂时得到了协调,小说中被细密画家们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的贝赫扎德 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耿?N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23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真实人物。细密画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大概也是世界上与书籍结合最紧密的绘画艺术,也称为贵族或宫廷艺术。所以才有了小说中“奥斯曼大师”主管的宫廷画坊,更有众多类似“高雅”、“蝴蝶”、“橄榄”和“鹳鸟”这些细密画高手年复一年地在宫廷画坊中临摹重复前辈大师的经典作品来维持细密画的传承。小说中的奥斯曼大师也是一位类似贝赫扎德式的人物,统领苏丹宫廷画坊捍卫着传统画派。在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帝国,为苏丹服务就意味着向真主奉献自己,支撑他们艺术生命的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比起经书即神的语言的神圣性,一般而言绘画的地位很低,而且面临着宗教精神的质疑。宗教总是捍卫神的超验性,即强调神的不可见性,可见的世界只是神的创造物而已,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加反对对神的一切偶像化行为。但由于细密画的风格将对事物的描绘视为对神的赞美,又由于宫廷的喜爱,使得艺术与宗教、世俗权力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而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一平衡正在被新的艺术与历史要素所打破。这就是小说中所说的细密画家所受到的悖离传统艺术的新诱惑:法兰克人的画法,即透视法与肖像画的产生。 　　同一时期,逐渐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他们在文化各个领域内散发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在绘画方面,则将人的肖像悄悄置于画面的中心。个人肖像画的兴起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个体意识的表征。当苏丹隐瞒了宫廷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要求姨夫组织一批最优秀的宫廷画师秘密为自己制作一幅肖像画、并隐瞒了国库大臣支付高额报酬时,矛盾和恐惧在细密画家内心产生了。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