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美与戏剧审美的关系.docVIP

舞美与戏剧审美的关系 　　舞美是戏剧的一部分,可舞美必须跳出戏剧看戏剧。只有跳出戏剧看戏剧,才能清楚自己是戏剧的哪一部分,并且自觉地发挥自身的优长,使戏剧成为戏剧。 　　戏剧受演出时间、演出地点、表现手段的制约,它的客观叙事性不同于史诗,它的主观抒情性也不同于抒情诗。 　　所以黑格尔说要“经过调解”,使它的叙事是高度主体化了的叙事;它的抒情是高度对象化了的抒情。大抵正因为如此,黑格尔才说戏剧应该被视为“诗乃至一般艺术的最高层”,他称这种艺术形式为“戏剧体诗”。 　　中国古典名剧《西厢记》出自元代剧作家王实甫,表现中国古代知识青年男女在传统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如何冲破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实现两性的自由结合。男女主人公张君瑞和崔莺莺在红娘的协助下幽会成功、私订终生,但老夫人崔氏却逼张生进京赶考,说只有取得功名才能正式娶她女儿为妻。该剧第四本第三折把老夫人、普救寺长老法本以及莺莺、红娘诸人送张君瑞赴京的情境,直接摆在了舞台上。总的说来,这一折戏既是一段叙事――叙长亭送别之事,又是一段抒情――抒恋人惜别之情。 　　由于《西厢记》是一出中国传统的“戏曲”,以歌舞演故事,音乐性很强,唱词在文本中占有核心地位,所以它的抒情性更加突出一些。如莺莺一上场的一段唱:“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里既有叙事的因素――写景,又有抒情的成分――女主人公离情别绪的抒发。所以在评点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色彩斑斓,秋景如画。由景入情,情中点景,情景交融,堪称绝唱。”待到送别张生之后,凄苦无限的崔莺莺又有一段唱:“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评点曰:“景中有人,有情,虚情写实,正语反诘,俱臻妙境。” 　　诚然,这本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拿手好戏,但当剧作家将其运用在舞台上,就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人物的主观情感被对象化,人物的目的和欲望被立体化了。我们既可以说莺莺的抒情是被“叙事化”了的抒情,也可以说《西厢记》的叙事是被“抒情化”了的叙事。 　　西方现代话剧《玩偶之家》出自挪威剧作家亨?易卜生,它通过一个现代家庭的破裂与一桩“美满”婚姻的结束,表现了人的自由、独立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以真正的现代人的尊严对抗虚伪的“道德”和“面子”。 　　主人公娜拉是一位天真、热情、正直而内在刚强的美丽女性。她爱丈夫,爱孩子,为了家庭的幸福美满,她敢于担待一切。她的丈夫海尔茂操律师之业,是一位“规规矩矩”过日子、爱虚荣、讲“面子”的人,他对年轻美貌又善理家带孩子的妻子非常满意。但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爱妻子不过是把她当作家中一件不可少的“摆设”,一个处处使他高兴的“玩偶”。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早就在酝酿着,终于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海尔茂当上了合资股份银行的经理,春风得意,阖家欢乐。娜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请她帮忙到丈夫的银行里谋一职位。海尔茂让林丹太太接替了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的位子。这位小职员在几年前曾经借过一大笔钱给娜拉。那时海尔茂身染重病,娜拉为了给丈夫治病才借债的,但她深知丈夫爱虚荣的品性和不欠债的生活“信条”,一直瞒着他。尽管这几年债已大部还清,但她为了不烦重病在身的父亲而代其签名的借据仍在当年的经手人手上。如今,在圣诞节前夜,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由于小职员柯洛克斯泰在求娜拉叫丈夫不要解雇他而不成之后,为了报复,写信给海尔茂,表示要向社会揭发此事。 　　该剧在第三幕达到高潮――娜拉与丈夫展开了“把总账算一算”的思想与性格的大冲突。海尔茂看信之后怒斥娜拉“撒谎”、“犯罪”、“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等等。他觉得妻子借债而且“伪造”借据之事不仅使他这个新任银行经理大丢面子,而且会使他被那个小职员抓住把柄,任其摆布,从而断送他的大好“前途”。他并不去想想,当年妻子所为,完全是为了他的健康,为了这个家。他的大发作,一步步加深着娜拉对他的自私、虚伪的认识。 　　至此剧情一转,正当海尔茂一心想着“怎么挽救、怎么遮丑、怎么维持这个残破的局面”,小职员听了林丹太太之劝,来信声明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干脆将“罪证”借据退回。海尔茂大喜,把借据和小职员的两封信一齐撕掉,付之一炬,又转脸来安抚“受惊的小鸟儿”――娜拉。 　　但是,昔日的“玩偶”已经觉醒,她不可能再安然生活在别人安排的“香巢”里了。于是,娜拉的每一个动作都在表明着一个属于新时代的“人”的独立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西厢记》是以“情”与“景”的交融,实现着史诗原则与抒情诗原则的统一,那么《玩偶之家》则是以“内”(灵魂)与“外”(动作)的统一,达到了对史诗原则与抒情诗原则的“互相转化”。 　　由此可见,只有看准了一部戏剧的价值,才能找到舞美在这价值中的价值。 　　责任编辑 王一亮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