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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之间论文 .. “内”与“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无论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批评，曾经有过一个很重要的带倾向性的现象，即所谓“向内转”。它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学术史上，新时期以前几十年一直是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处于主流地位甚至霸主地位。这种情况决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用某些学者的话说，研究的重心是文学的“外部关系”或“外部规律”，即文学与它之外的种种事物的关系；而相对来说对文学的“文学性”，文学自身的形式要素和特点，文学自身的内在结构，文学的文体、体裁，文学的叙事学问题，文学的语言和言语问题，文学的修辞学问题，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化现象、精神现象、乃至其他艺术现象的特征等等，则关注得不够、甚至不关注不重视，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就是不太关心或忽视了文学的“内部关系”或“内部规律”的研究。顺便说一说，对这种所谓“外部关系”、“外部规律”以及“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提法之是否科学，一直存在争论。有的学者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所谓文学的“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其实正是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规律”，是规定了文学的本质特性的关系和规律。在我看来，“外部”与“内部”，本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在某种范围里是“外部”，在另一范围里则是“内部”；从某种角度看是“外部”，从另一种角度看则是“内部”。在此，我对这种争论的是非曲直崭且不作详细讨论，只是为了方便姑且使用“外部”、“内部”指称我要说明的对象。我认为，以往的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和政治学文艺学等）关注和研究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等等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这些“外部关系”、“外部规律”，并没有错——当然，这里所谓“没有错”，不包括那些庸俗化的研究，例如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文艺学是必须进行这些研究、重视这些研究的；而且至今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我们还应该大大发展和加强科学的文艺社会学、文艺认识论、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文艺哲学、文艺文化学……的研究，深刻地和科学地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以及文学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各种同它密切相关的所有事物的关系。我们以往的文艺学的偏颇和弱点，不在于曾经进行了这些“外部关系”的研究，而在于进行了不正确不科学的“外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内部关系”的研究。具体说，第一，进行这些“外部关系”研究时曾经出现过将文学与现实生活、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政治等关系“庸俗化”、“简单化”的现象；第二，进行这些研究时具有某种“封闭心态”、“单一心态”、“排他心态”，甚至是在强烈的优越感支配下表现出某种“唯我独优”、“唯我独尊”的“盟主”或“霸权”心态，以至于我们的文艺学确确实实曾经只注意或只重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经济基础、文学与政治等等所谓“外部关系”和“外部规律”的研究，而不够重视或忽视甚至“蔑视”文学的“文学性”、形式因素、叙述和结构、文体和体裁、语言和言语、修辞等等所谓“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研究，认为那是“小道末技”，那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那是重形式轻内容，那是西方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那是“唯心主义”的学术倾向……“内转”启动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整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具体考察所以改变之故，大体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往长期的重“外”轻“内”、重“共性”轻“个性”，简单化地甚至庸俗化地视文学为认识生活的工具、服务政治的工具，不注意或忽视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特有的内在规律，造成了文学的艺术质量下降，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流行。如果检视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文章和著作，究竟有多少是研究和探讨文学的“内部关系”“内部规律”的呢？那时，我们没有文学语言学或文学言语学，也没有文学修辞学，也没有文学文体学，也没有文学形态学，也没有文学体裁学，也没有文学叙事学，我们不敢放心大胆地去研究文学的艺术形式问题、艺术技巧问题、灵感问题、潜意识或无意识问题、非理性问题、形象思维问题、艺术心理问题……似乎这样的研究是“歪门邪道”、“不走正路”。这样的状况，怎么能期望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文艺学学术研究活动和学术著作出现呢？这样的文艺学学术水平，怎么能够期望它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出现艺术水平很高的文学作品呢（当然，提高文学的艺术质量，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当人们反思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时，逐渐认识到以往重“外”轻“内”的弊端，从而不得不在创作上和理论上进行反拨，于是形成了创作和理论几乎同时“向内转”的局面。1986年10月18日的《文艺报》上，鲁枢元还专门写了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