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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与公民论文 ..毕业 ——广东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研究 1998年，对于当代的广东的农民来说，第一次领到了选票，他们要运用手中的选票来直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直接决定有关自己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事，虽然说这只是选出比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得多的村官，但意义非同寻常。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农民并不太关心..毕业，他们至多只是关心与他们相关的政策，谁做国家领导人，似乎离他们太远；即便是有关他们的政策，他们也没有想到参与，因为政策的制定也同样地离他们太远，只是在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下乡调研，并征询他们的意见时，他们才会毫不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不惜犯颜直说。这种热情源自深切的直接利益关心，如同刚刚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头几年，农民担心政策变卦，他们会不失时机地表达他们对这个政策的拥护，也抓住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把政策的限度用到最大的程度，所谓“把政策用足、用活”，这句话就是广东发明出来的，它反映了人们对政策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担心。所以，说“农民只关心眼前的利益”也许是不恰当的，但说“农民只关心现实的利益”确实没有错。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村官虽然级别不高，但村官的任何一项决策都息息关联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一次政府决定把选举村官的权利交给农民，由他们自己直接做决定，并实行完全体现村民意志的村民自治，体现最充分的民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与全国的农民一样，广东的农民曾经享受过分田分地的快乐，也放纵地实现过大鸣大放的“大民主”，但是，即便是在“文革”那种毫无秩序的岁月，他们也只是享受到嘴巴上的民主，没有享有过直接决策的权利，那时也还是由一些人替他们作出决定。农村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意味着农民政治身份的变化，他们由传统的农民转变成为现代的公民。虽然他们对这样的转变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也缺乏做合格公民的起码的知识，甚至他们也将信将疑，把这种政治制度的推行与过去出台并随时可能变化的政策相提并论，但是他们身不由己地要实现这种转变，注定要以主人的身份来裁量事关于己的内外大事。 一身份认同及其顺民与公民 1身份认同 与全国其它地方相比，广东因为先行一步，较早地实行对外开放，经济水平比较高一些，从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进行得快，在三角洲地带，本来可耕地就少，大量地引进外资企业，加上地方和民营企业的快速膨胀，城市的大面积扩张，使得农民尤其是城市周边的农民几乎失去了土地，他们或者过着类似城市居民的生活但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机会转变成城市居民却放弃这个机会），或者到城里面或企业做工，或者自组织办企业，或者将自己的宅基地盖成楼房出租给外来工，或者将原先用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蔬菜，也有的人做了土地和企业的经理，总之，他们传统的那种农民身份变得比较地复杂起来，单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难以判断他们的实际身份。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城市，在城市居住的居民往往不代表他们的实际身份，只有从事个体商贩的居民认同“居民”这个身份，绝大多数人都是以所从事的职业来认同自己的身份，或工人，或教师，或干部等等。在农村，尽管人们从事的职业早已各色各样，但他们在身份上还是倾向于认同农民身份，外出打工的人或干其它活的人们只是“游子”，他们早晚都要回到自己的家；在家乡已经当上了企业主或经理的人们，也有两重的身份，在生意场上，他们是老板或经理，在村里他们是农民。与其说他们愿意认同农民身份，不如说他们愿意认同自己的主人身份，农民在这里的特殊意义就在于：他们是这一方土地的主人。即便失去可耕种土地的人，也会始终守护住自己的那块宅基地，三分宅基地就能确保一家人的身份。 在历史上农民怕失去土地，是因为怕失去生产资料，从而成为漂泊四海的游民，而游民乃是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在今天，农民同样不愿失去自己的土地，倒不是怕失去土地而成为无业游民，他们大多是有事可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巨大物质利益，在寸土寸金的广东三角洲地带，土地是最大的财富来源；第二，乡土观念影响农民的终生，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的根。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有大量的例证说明，这里略举一二。 广州市天河区的凌塘村原先是有名的穷村，该村一些有关系和门道的村民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农村户口转成城市居民户口，尽管他们已经是城市居民，但他们仍然居住在本村。没想改革开放，给这个贫穷的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土地资源带来了财富，本村的农民逐渐地富裕了起来。于是，有许多人要求回迁到本村落户。在2002年的村民委员会换界选举中，他们被排除在合法选民之外。有38名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集体联名，向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状告该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村民资格和他们的政治权利。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0条、164条和165条有关规定，受理了这桩官司，经过法庭调查，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