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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城乡关系理论再审视 　　费孝通之所以只能提出一个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大概是因为费孝通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笔者称之为学者的“现实的理想主义”社会科学认识论困境。 　　 　　一、导言 　　 　　建设新农村、发展小城镇,这些在当下中国耳熟能详的战略方针,若考察其最早的理论支持,往往会追溯到一个人,那就是费孝通。费孝通等一批以西学理论背景出身的五四一代学人,带着深刻的文化自觉而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并以此为原则尝试改造西学方法论,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现实生活。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世界先进强国瓜分和掠夺的客观历史大背景,逼迫着他们怀着极高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使命感,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审视和思考本民族社会的问题。费孝通最大的理论贡献便是使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突破了原先的“文野之别”,并论证了社会人类学家研究其所在社会的可能性。正是以此为基础,费孝通考察了靠近大都市的开弦弓村以及深处内地的云南三村,并对这些农村经济生活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费孝通反思的一个重要之点便是“城乡关系”这一命题,而发展“乡镇工业”则是费孝通开出的药方。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以掠夺农村资源的“内殖民化”为基础而发展城市重工业的政策取向,通过这一政策动员,中国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然而“没有小工厂的江村即使农业已经大步发展,却仍然面临温饱问题”〔1〕160,这种现实却更使费孝通肯定当时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狠狠批判的“乡土工业”思想。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则使费孝通看到他所设想的乡土工业似乎正在实现中。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乡镇工厂以及家庭作坊引起了费孝通的关注,“他用模式来概括乡镇企业的形式,比如苏南模式,所指的乡镇企业是以原来的公社为基础办的集体经济;温州模式则是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加工工业生产的方式。这些模式和地方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有关系”。〔1〕162其实从“江村”到“温州模式”,其核心理念都离不开“本地工业化”。 　　由此看来,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政策都是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的衍生物。然而,当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出现,意味着费孝通所谓“本地工业化”并不能被保证,“村民留在村里工作而不太有流动”这一点被现实所否证了。村民有可能去外地打工,外地人也有可能到村中打工。且乡镇企业在对抗风险、技术、资金、管理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上困境重重。这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费孝通一生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的。城乡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中国整体贫富悬殊的现状,迫切需要政府加大资源权威性分配的调节力度。加上社会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人口流动性的加剧,城乡联系日益密切。当此之时,城乡关系问题需要在现时代的语境下被重新总结和思考。而要进行重新总结和思考,我们是绕不开费孝通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的。 　　历史的大传统是不会有断裂的。虽然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提到的诸如外来侵略、地主阶层等变量在当下的时代已无需再被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方法论以及对城乡互动发展史的分析论述已经成为了后来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前提。下面我们将梳理费孝通对城乡关系的学术思考以及研究理论范式,并对其认识论基础以及导源于认识论缺失的局限性做出分析,以期对其城乡关系理论进行一番再审视。 　　 　　二、相成与相克的城乡关系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对中国乡村和都市关系是相成还是相克这一问题有详细探讨。从费孝通对城乡相成与相克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费孝通整个城乡关系理论的逻辑总纲,而其认识论的时空局限性也正蕴涵于此。 　　根据《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所提到的“城乡相成”论,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城乡系统的关键在于都市的“输入”与“输出”功能。都市具有工业技术能够将输入的农产品作为经济而使其升值然后输出,而乡村又源源不断地向都市提供不能全部自消的剩余农产品,整个城乡互动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都市实际上对乡村进行了“双重反哺”:一方面,都市作为农产品市场在购买乡村剩余农产品的同时,也对乡村进行了资本的输入,并且这一项资本的输入量与都市的市场规模成正比;另一方面,经过都市升值后的工业制造品最后也反馈给农村。由此看来,城乡互动的繁荣重在发展城市的商业,城市的农产品市场如果在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扩大,那么乡村自然资本积累也就自然得以提升。总而言之,“城乡相成”系统论得出的结论主张从发展城市入手,似乎都市这个发动机发动起来了,整个城乡系统也就无忧了。的确,但从学理上分析,要想“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这个乡市相成论是十分重要的”〔2〕253。 　　然而,费孝通认为过去的历史证明中国都市的发达并未促进乡村的繁荣,相反,“都市的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