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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文化视野 探索音乐现象 　　摘要：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国经历了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四个发展阶段。[2]近年来发展迅速，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重视，许多翻译著作也相继问世。《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对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作了系统性的分析与论证，为广大读者奉上了一份精神盛宴。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思潮；方法论；系统性；思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随着1980年南京“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音乐人类学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近年来呈方兴未艾之势。正如洛秦所说，音乐人类学似乎成为了“显学”。 　　音乐是一种文化，还是指音乐现象本身？音乐与文化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去研究音乐？在西方，有关此类问题的阐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音乐学派代表人物胡德认为：“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主题是音乐，但是与这个主题基本上不同而又互相依存的不妨包括一些有关这些学科的研究，如历史、人种史、民俗学、文学……”[3]人类学派代表人物梅里亚姆则主张“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将音乐放入整个文化中去探讨。此后，恩凯蒂亚又提出通过音乐去研究文化的中介性概念。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并实时地了解西方音乐人类学的最新动态？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最早是从西方兴起的，所以，翻译与阅读有关的原著就显得相当必要。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这方面的译著有《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译丛――音乐与民族》①《民族音乐学译文集》②《音乐词典词条汇辑――民族音乐学》③《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④等，不一而足。这些译著为我们学习、掌握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音乐除了形态以外是否还蕴含着深层次的内容？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本身去剖析它的文化特质？这些问题都可以从这些译著中找到答案，省去了我们查找原始资料的痛苦。读一本好的译著，犹如与原著作者近距离对话一般，从中也能使我们领略到汉语的魅力。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图书馆翻阅了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资助出版的《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以下简称《汤著》），虽然是一本翻译著作，但书中也闪烁着作者思辨的火花。 　　下面择其要点，不揣浅陋，谈谈笔者读《汤著》的感受与思考，以飨读者。 　　一、博学睿智 善于思辨 　　虽然是以翻译为主的著作，《汤著》不囿于资料的堆积，而是带有一种思辨的“再论证”。 一本著译需要阅读大量来自其它国家的文献资料，但汤亚汀先生并没有使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是将这些方法论运用到自己的“他乡田野”和“家门口田野”的研究当中，例如第十章“城市音乐人类学”中的“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及第十一章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研究，都是作者最近学术成果。这种尝试也是《汤著》与国内其它译著的区别所在，并为自己的研究增加了一种厚重感。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者的这种创新不仅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学术界“只有材料堆积，少有新方法和新视角，也很少通过方法演绎出理论”的观点。同时，也给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注入了一颗强心剂。主位与客位的问题是民族音乐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汤亚汀认为没有纯粹的主位与客位，它需要研究者具备“双重视角”，既要有局外人独特的视角，也要尊重局内人的话语，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此外，从两者的分析模式中我们又可得出什么启示？西方学者是如何研究中国音乐？他们有哪些我们所忽略的内容或我们没有的客位方法？我们能否用纯粹的“主体”观来研究自己国家的音乐？我们研究西方音乐是不是一直太“主位化”了？是不是也应该来点“客位化”？一系列的问题无不闪烁着作者思辨的光辉。 　　二、立足前沿 关注当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其中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反思”，反基础主义、反对理性，消除现代性，否认整体性、同一性，注重人性化、自由化，注重体现个性和文化内涵，关注时代，关注现实。音乐人类学作为一个方法论，它兼收并蓄各个学科的方法与思想来充实自己，近年来音乐人类学也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社会性别、亚文化群体、背景研究等领域，已有了基于当代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里的认识论上的重新取向。“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通常以反思传统民族志和倡导实验民族志为其鲜明特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修辞方面。”[4]后现代主义对文化人类学的基础――田野民族志进行了反思，对功能主义把社会文化当作一个整体去研究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种整体研究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容易忽略对个体的关注，那么关于民族志的描写还值得依赖吗？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思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也进入了民族音乐学领域。在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