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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学与中国佛教 儒者何谓？《说文》解为“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之人曰儒。”对于“儒”，大概可以，“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儒的产生与政治就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儒”是先于“儒学”的，儒学是自孔子之后才形成和发展的孔子一生执著地希望参与政治，以实现他济世济民的理想，以使天下走上“正名”，维护等级制和天子、国君之权威，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遏制了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发展。儒家维护等级制度的理想在春秋时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这也是孔子在鲁国被夺官、被驱逐，周游列国受冷遇的原因。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也是受排斥的。其原因是儒家学说与战国的形势不相适合。是时，诸侯各国正在进行而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却劝国君施仁政，不攻伐，爱护百姓。这对进行着你死我活战争的诸侯国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佛教作为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短暂的碰撞，就迅速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与原有的中国文化——儒、道文化相辅相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主要力量。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相交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政治文化。可以这样说，自两汉以来，无论是王朝的更替，还是社会的变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都能看到僧人的影子，都能感觉到佛教的色彩。从佛教的发展来看，佛教与是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佛教与帝王的关系上。从佛教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中国的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这种缘表现的或深或浅，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自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帝王中，还没有一个人能绕过佛教而治天下武则天少年出家，当政后崇信佛教、广修寺院，使佛教在中华大地迎来了鼎盛时代。武则天14岁时，曾经在感业寺出家，后来再度入宫，并于公元690年，当上皇帝，独揽一国大权。武则天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她敕令开凿敦煌石窟，敦煌巨大的弥勒佛石雕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其正统思想以儒家为主。佛教传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为了佛法的弘扬与传播，历代僧侣不断作出妥协。对佛教主张的“出世”、“不敬王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之间的矛盾，采取妥协和顺应的方针最大限度地调和了与儒家伦理的矛盾，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对帝王正统文化的依附。。一是接纳孝道思想，并把孝道纳入到佛教伦理体系中。翻译和重解《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孝道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统地论述孝道的人，《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大量言论。儒家讲的孝道，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肩负着社会责任，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 ；二是修改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改为人皆有佛性。在封建社会，儒家之术足以知天下。北宋开国宰相赵普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自隋唐以后，科举制作为主要的选拔官僚的制度，考试主要以儒学为主，儒生及第后可做官政治上的利益决定一切学说政治观点的价值，当需要成为必要时儒学可以登堂入室，需要成为冗赘时，政治将弃之如敝屣，儒学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皆由政治利益决定但是儒学绝不是为政治而存在，它首先是一门人的学问，然后再是一门政治的学问。 在佛教东传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皇权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高度的封建王朝集权制，王权高于一切并决定一切，无论何种宗教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均听命于王权，均要求为封建王朝服务。僧侣们在弘法过程中，深感皇权统治在中国的地位与威力，于是发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感慨。鉴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在中国君主社会里，佛教依附于政权或政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政权与政治的生存也从没有离开过佛教的支持，因为佛教作为第一支外来宗教，除宣扬对佛的崇拜，还宣扬遁世思想，这种教义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来讲，是一贴温凉剂，不仅有利于对百姓的教化，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历代统治者当政后，大都倡导与利用佛教。政治就是管理民众、维护社会稳定；佛教的宗旨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分守己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的做人；政治是金刚怒目，要人人守法；佛教是菩萨低眉，要人人自律。它们在教化民众方面有一致性。正如佛教典籍《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其为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总的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