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一年烧六十五件珐琅彩.docVIP

雍正一年烧六十五件珐琅彩 　　被誉为“彩瓷皇冠”的清宫瓷胎珐琅彩在中国陶瓷史上堪称后起之秀，虽然清宫自开始烧造到停烧，不过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岁月里，清宫瓷胎珐琅彩却创造了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也留下了众多待解的谜团。清华大学艺术史博士、景德镇陶瓷学院教授、研究员周思中先生有感于瓷胎珐琅彩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凭借留存下来的档案和相关资料，对清宫瓷胎珐琅彩的烧造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他的专著《清宫瓷胎画珐琅彩研究》，被我国瓷器研究泰斗耿宝昌先生誉为“目前研究清官瓷胎画珐琅的艺术历史最为完美和具前瞻性的大作。可谓多种学科研究的集大成者。”带着对瓷胎珐琅彩的种种疑问，本刊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虽然大清帝国早已消散在了历史云烟之中，但却为今人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优秀文化遗产，清宫瓷胎珐琅彩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珍宝。在清宫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也记载了一些有关其烧造和使用的信息，借由这些隐藏在文献中的只言片语，我们不难复原清宫瓷胎珐琅彩的真实面貌。 　　 　　铜料危机催生瓷胎画珐琅 　　 　　周思中先生说，瓷胎画珐琅首次出现在清宫档案中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在当年(1720年)的二月初二，康熙给曹?\(曹寅之子)报雨水摺内朱批谕：“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已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奏闻，倘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这里的“珐琅磁器”就是今天所说的瓷胎画珐琅器。依据这一材料，我们可知这种瓷器品种最迟在康熙五十九年就已研制成功，那么为什么要烧制瓷胎画珐琅，又是从何时开始的? 　　从记载来看，在康熙年间早期，清宫便在皇帝的授意下，在造办处内设置了以烧造铜胎珐琅彩为主的珐琅作。但到了康熙晚期，随着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发达，以及人口的增多，国家对铜钱的使用量急剧增加，而当时清帝国所用铜料主要来源于日本和国内的几个小铜矿，满足不了当时的需求，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铜危机”。这一状况自然影响到耗费铜料巨大的铜胎珐琅彩器制作，鉴于此，为了使生产得以继续，满足清官对这类器物的需求，研制瓷胎珐琅彩的事情便提上了日程。 　　在康熙五十年以后的档案上，出现了很多当时地方官员物色画珐琅人才进京的记载，如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查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收带、预备到日便于试验。”在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又上奏摺“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船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周思中说，广州在清代是唯一的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和所用材料大多由粤海关选入。 　　虽然在皇帝的督导和地方官员的支持下，清宫造办处珐琅作中的人才和进口珐琅料均已齐备，但将珐琅彩由铜胎移到瓷胎上并易事。源于珐琅料的特性，它很难附着在釉面光滑的瓷胎表面，所以在试制之初烧造了很多不成功的作品。周思中说，在一开始，工匠们直接将铜胎珐琅彩的技术移植使用，先在瓷胎表面涂上一层底料，再在上面用面料进行彩绘，但瓷器表面不似金属胎那样粗糙，如此厚的颜料在烧造后就会出现裂缝，影响到器物的美观，在台北故宫出版的一本瓷胎画珐琅的特刊中就登载了一些这样的器物。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工匠们一方面减少珐琅料的使用，降低色料的厚度，一方面要求景德镇提供外壁不上釉的瓷胎，经过反复的实验，很快烧造出了较为成熟的瓷胎画珐琅器。 　　康熙年问所制作的瓷胎珐琅彩器，纹饰以花卉为主。几乎没有动物的形象，且花卉较大，有图案化的特色，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珐琅料色彩艳丽，善于表现明暗过渡的特点，也是为了追求与铜胎画珐琅器的相似。类似风格器物的制作，在康熙朝结束后依然在继续，直到雍正四年左右，方才有所改变。 　　 　　雍正时珐琅彩产量激增 　　 　　周思中说，雍正登基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和他的父亲康熙不同，在作皇子的岁月中，雍正长期悠游于园林景致之中，乐享舒适优雅的文人生活。因此，当上皇帝的他源于对曾经生活的留恋，就把自己办公生活的地点挪到了圆明园，并着力对圆明园进行整建。他不但把宫廷画师在圆明园写生的画作，布置在圆明国的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