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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 关于相亲那点事 　　相亲,始于何时?恐无人讲得清,但其历史之悠远必是众人共识。 　　在中国,但凡传承悠久之事必有一定之规,即所谓礼仪,这也就是我们常言的传统。相亲,因其关乎家族、阶层等社会重要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件规则明细、礼仪完备的大事。然而,时下,相亲已成为晾晒丑恶、张扬沉沦的娱乐方式! 　　 　　新时代来临后,很多封建遗规均被摈弃,代之以浓重的时代气息和痕迹,相亲之事也莫能外,其形式与内容也发生很大变化,并往往体现了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变化本不是坏事,革命亦不是不可,但如将麻雀变成乌鸦,将事物本质彻底颠覆则不能算是变化,即使在哲学范畴,此逻辑恐怕也讲不通。现如今,全国各地的不甘寂寞的各大卫视都在争办相亲类节目,打着相亲交友的旗号,《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爱向前冲》等一时成为人们争睹的娱乐节目,边看边骂边骂边看,其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的超女快男。而节目中所制造出的话题的“骇人”程度,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宝马女”、“豪宅女”、“毒舌女”等各式各样的女人们开始在舞台上“争奇斗艳”,把相亲演绎成为非驴非马的游戏,丑陋的颠覆正愈演愈烈。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大众对相亲的认知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紊乱的情绪,传统婚恋观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国家广电总局不得不出面整治。对于“相亲”的过于片面和偏激的呈现,是这些节目最大的诟病,也是其自取灭亡之处。说到底,相亲的下一阶段意味着相爱,如若过度的喧闹和恶炒,夺走了人们对于真爱的向往,那相亲的意义又何在? 　　当然,相亲节目是无法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相亲的,它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多元择偶观下的几种并不太健康的价值观,可供娱乐,但绝非本质。但是,从中引发的一系列现象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比方说,现代人的择偶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相亲已被物质化到了什么程度?相亲到底相什么?这种变化是人性的改变还是社会环境使然?所以,既然当下的环境致使我们对于相亲这件事产生了不少的迷惑和质疑,不如我们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走近它,看看它原本的样子,看看它为何又成了现在的样子。毕竟,相亲之事之于本民族可谓传统,无数天作之合也曾源于此。与时俱进也好,物是人非也罢,其目的之单纯无外乎相识、相恋、相守。 　　相亲,平常之事。相亲,单纯之事。相亲,非诚勿扰! 　　 　　50年代70年代 　　 　　青睐工农兵 　　在婚姻还属于严肃和保守阶段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爱情也是严肃、隐私的,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影响,相亲更像一项传宗接代的任务。当时,婚姻不再过多地受父母的干涉,更多的受到组织的制约,家庭出身的审核成为那个年代青年男女在婚恋中必经的程序。有不少有情人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而错失良缘。 　　军人、干部、工人成为当时女孩的优先选择,照片代替真人秀,先结婚后恋爱,有些人甚至是在洞房花烛夜才敢大胆瞧上对方一眼,看是否和照片相符。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付出是他们那代人坚守的美德,尽管他们的爱情来得晚了些,却并不影响他们婚后的幸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淡如清水的爱情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爱情观一般都很积极,这反映在青年们的爱情追求对象大都围绕着军人、劳动模范,即使是结了婚成了夫妻,夫妻感情也是围绕在积极的劳动态度上的。比如:《柳堡的故事》和《小二黑结婚》,就是对军人的一种崇拜和向往;而《朝阳沟》、《李双双》、《刘巧儿》、《女理发师》、《女篮五号》,则是崇尚劳动者最光荣的爱情价值取向;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影视作品,比如《牧马人》、《蹉跎岁月》、《青春祭》,特殊的社会环境和主人公所处的特殊位置,使那时候的爱情更具有一种悲壮,以改造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和爱情,是这个时期的年轻人所普遍面对的。而《刘三姐》、《阿诗玛》、《天仙配》虽然是古装片,但影片传达给人们的也是一种劳动最光荣,或只有辛勤的劳动才会有甜蜜的爱情的理念。可以说在红色年代里,爱情的价值体现很单纯,没有更多的功利和拜金性质,爱情显得尤为纯粹。 　　 　　50/70年代相亲故事之红色年代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受访者 　　汪元昌,1932年3月21生,初中学历,1950年3月参军,剿过匪,1951月3月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提干,曾任上尉作战参谋,1964年转业到一个地区担任人事政治工作,1975年提为科长,1982年任企业经理、总支书记,1993年退休,办一民营商业企业。 　　 　　无论在哪个年代,纯美浪漫的爱情都是人内心最初、最真的向往。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也许我们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挚爱擦肩而过。但是在下一个路口,可能会邂逅我们一生的幸福。 　　汪元昌曾有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但是因为他在部队,而他的女朋友的家庭是富农成分,所以组织没批准这桩婚事。这之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