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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木版年画传承与发展的思考 　　摘要：新的图像形式和层出不穷的画种学科都在以他最活跃的姿态渗透在大众文化的不同层面，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生活、文化消费和新的社会生活观念。在今天恐怕极少有人在过年时在自己家的各处相应的张贴年画以示过年，这种相对传统的过年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已渐渐的退出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探索民间木版年画本源的文化价值和传承出路，为它寻找出一条适于当下文化背景和市场规律的出路，也许这将是当下或未来作为传承者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只有妥善解决好保护、传承和发展之间的矛盾，掌握好传承与发展的平衡才有可能为民间木版年画创造更好的生存空间，赢得更适合它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木版年画；传承；属性；大众文化 　　 　　民间木版年画是中国版画学科中不容忽视的一页，更是我国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典范之一。数百年来民间木版年画以其传统而独特的方式发生、发展、传承至今。言其传统是因为它制作工艺古老，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约隋唐期间的雕版印刷[1]，并在之后中国的千年里发挥着极大的传播作用；也因为它所展现和蕴含的内容多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和民间传说以及民众的夙愿等等。言其独特是指在信息时代网络和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新媒介已成为日常生活中被熟知的载体，[2]而此时的民间木版年画依然沿袭着古老的制作模式和思维方式，故而更显独特。有了这些新媒介的参照方才能显示它存在的意义，也正是有了新的参照和比较后才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当下民间木版年画产生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客观的定位。 　　一、 民间木板年画的三重属性 　　民间木版年画需要被我们重新认识、重新解构，不仅是因为它的特殊性被列入国家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自身承载着以“民”为主要对象的“民”的社会生活、生产和发展变迁的信息。这一点也可以被认为是承载着一个广泛的大众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而它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几种特殊的属性上。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它的民间性。所谓民间性，是指它非官方不隶属于官方统筹的文化发展项目。这一点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是有证可取的，如：宋代的“院体画”和宋元时期的“院本戏”，这些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受官方政府机构的统筹，也随之会有相应的创作条件和发展指向，[3]所以民间性是民间木版年画和其它艺术门类最大的区别。它主要是民众自发的行为，或者说是民众精英为生计而产生的自发行为，是带有较强的实用目的和商业目的的；这在民间木版年画的销售与传播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民间木版年画以“年”为中心，作品大多都表现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对来年的期望和生活的夙愿，且均在春节过年时张贴，曾经繁荣时期每年可销售上百万张。这无疑是表现出了它的实用目的，也反映出创作者的商业目的。 　　另一方面，民间木版年画的民间性还表现在它的文化非主流上。宋元至明清文化艺术创作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方向还是依靠着宫廷画师和文人艺术作品[4]，它代表着社会文化的主要力量和高层次的格局，也是当时时代文化的集中体现，而民间木版年画依然是为过年而创作印制的。明清时代文化艺术的主流多是以宫廷画师和“吴门”“四王”“四曾”等为代表、为坐标。民间年画的创作似乎与此无关，继续沿着古老的传统一路向前。更为重要的是民间木版年画与社会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落差，当历朝历代的文化艺术精品被视为精英文化的典范在社会的支柱群体中传播、发展、传承、创新时，民间木版年画依然以其低廉的价格和古老的技艺在民众间流传，而永远没有可能与“二王”之书与“四曾”之画同入大雅之堂。这也许是民间木版年画局限性的重要表现，正是由于民间木版年画的非官方、非主流、非精英、非高雅的局限性，才使得它在数百年风雨历程中赢得了更多的观众和更广阔的市场。 　　其次是它的民众性，民众性是民间木版年画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讲，民众是木版年画的终结者。民众的一切愿望和生产生活习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可以直接反映在木版年画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民众的需求范围和需求量可促使或制约民间木版年画的创作范围；另一方面民众自然形成的审美观念会对其创作有促进和丰富年画作品种类以及内容的双重作用。这一点，我们从当今仍在传承的诸多木版年画作品中就能够明确的看到民众的愿望和审美。因此才有了如：《年年有余》《一团和气》《骐骥送子》《升官发财》《日进斗金》等等，这一系列标志性的年画作品。这些作品在题材上都属于民众夙愿方面和生产生活方面的，在审美上也大多使用较为简单的线刻套色表现手法，且颜色单纯、变化少，但却富有浓郁的民间气息。这些作品创作初衷显然不是为了艺术创作而创作的，而更多的是民众生活的实际需求。所以不论是在造型上、色调上、题材上、文化内涵上，甚至是社会功能上均不能与传统文人画和其它高雅的艺术形式相媲美。这种现象不同于传统文人画的创作，它殖根于民众也必然成长、发展于民众之间。这种具有较强实用目的和审美价值的并构，促使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