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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之父 　　清明前一天采访林毅夫。温润的空气湿漉漉，林毅夫办公室门前的二乔玉兰正值花期。偶尔风吹花落，勾起无限思绪。 林毅夫坐在沙发上，谈起新结构经济学，滔滔不绝。他的同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说，“他（林毅夫）就是有一点，百折不挠，看准了一个方向，一门心思”，“在我和他有限的接触里面，他只讲经济学，（其他）什么都不讲的，你们试试和他讲点别的看看。”林毅夫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大时代就会创造出的很厉害的人物”，一位同行总结 “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财经评论家水皮这样界定林毅夫并非因为他显赫的成就：出生在台湾地区，横渡海峡到大陆，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回国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北大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林毅夫带着一帮年轻的经济学家从1994年扎根于此，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验。他以朗润园为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在这一方小天地里，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成功提出一套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套新理论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时至今日，朗润园早已成为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 一次对话 3月24日晚间，比尔“中国的未来：创新 慈善与全球领导力”主题演讲。林毅夫主场主持了和他的对话。此前，林毅夫已经连续上了5小时的课，第二天还将飞博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天飞阿布贾。 他的行程一向如此紧凑 比尔“中国不仅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努力取得新突破，也在利用其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类似挑战。”林毅夫在创办国发院之初就考虑到，中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就像一个亟待开发的富矿，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经济，更没有办法总结很多规律性的问题形成中国经验，而很多中国学者又只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有中国特色，也受世界格局影响。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我们对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给自己留点余地”，林毅夫说。从2010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缓，这种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尤其是2016年增长率6.7%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中国经济在2017年是不是真正地达到L型的底部，会不会再下滑？” 2008年6月，林毅夫履新世界银行，当年9月分爆发了经济危机。刚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讨论过“这场危机到底会怎么演变”，当时大家的判断是相对乐观的，“（觉得）持续的时间通常是三季度。”历史上来看，201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足以应对这次冲击。林毅夫是少?蹬桑?“（我在）当时判断认为是长期危机”，“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美国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2.2%，2018年达到2.1%，2019年达到1.9%，“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过去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到3.5%”，“正常增长的速度都没达到，所以并没有复苏。”欧元区也是这样的情况，“发达国家发生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听听中国经济学家怎么说，“当一个国家爆发危机，一定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中国经济学家看到了，结构性改革成为热门话题。林毅夫提供的思路是，“用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他的逻辑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增长，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恢复正常增长时，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这时反过来可以偿还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空白。林毅夫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每投资一块钱，就能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3.5毛钱来自于发达国家。从2009年年初开始，林毅夫就倡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经济危机。可惜当时响应的人极少 不过从近两年开始，意识到基础设施投资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G20峰会也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议题，“不仅是奥巴马赞成这个观点，现在特朗普也赞成这个观点。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现在讲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1万亿美元。”林毅夫想，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动中美合作，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情况下确实要用我们的智慧找一条出路。” 林毅夫志在“用中国的东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一个传奇 有人给林毅夫贴上“政府派”标签。他不生气，也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的立场从未变过。林毅夫喜欢谈问题，该批判时批判，但不会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独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 林毅夫自觉“处在一个严峻经济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