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论文.docVIP

　　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论文 .freelenides）中，俄瑞斯忒斯（Orestes）出场时是一个满身血腥和罪行的部落男子，离场时则是一个自由公民，同其他同等的人一样，能够判断和解决他的罪行。但是仍不确定的是，血腥罪行究竟是已被完全抹去，还是依旧隐藏在城市的基础中（罗马神话也表达了相同的含混）。该故事采用这种结构方式，以至于女人很容易作为血腥、罪行和亲属关系的原始文化之象征，而男人则被假定正在试图超越这种原始文化。不过，作为英雄，男人仍继续把原始价值付诸行动（并把它归咎于女人）。 这点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着重指出，但它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即作为一个理想，公民共同体是一个言论代替血腥、决策行动代替复仇行动的地方。作为雅典“理想”的公民身份的“古典”阐述，可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一书中找到。在城邦历史中，这个文本出现得很晚（在柏拉图学院与马其顿帝国之后），足以被视为密纳瓦的猫头鹰的沉思之一。在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我们被告知，公民是同时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作为智力性的、目的性的存在，我们欲想指挥可被指挥的一切来达到某些目的。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一种操作性的善（operational good），而是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东西的一种表达，这种最好的东西就是追求诸种操作性的善的能力。因此，统治是好的。然而，当被统治者本身较好时，即被赋予了一些智力性地追求善的自身能力时，统治会相应地变得更好。统治动物比统治事物好，统治奴隶比统治动物好，统治女人比统治奴隶好，统治与自己同等的公民比统治自己家里所拥有的女人、奴隶、动物和事物好。但使一个公民成就存在的最高秩序，则是他的统治能力。于是，统治同等的人只有在被同等的人统治的地方才有可能。因此，公民既统治，又被统治。公民一起作出决策，在那里每个决策者都尊重其他人的权威，所有参加者都服从他们已作出的决策（现在被理解为“法律”）。 这一关于人类平等的阐述，把更大部分的人类群体排除在外，不让他们进入。按照这一阐述，平等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能力做到的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平等有先决条件，且并非总是易于取得。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先决条件并不是我们的，公民必须是有知名家族背景的男人、族长、战士、以及其他劳工（通常是奴隶）的主人。正如亚氏所论，这些先决条件事实上比公民理想要来得长久，在西方文化中持续了两千多年。现在，我们全都攻击这些先决条件，然而我们却尚未摆脱它们。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先决条件是偶然的，还是在某些方面对于公民理想本身至关重要？是不是有可能消除作为统治和被统治状况的先决条件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且不修正对上述状况其他方面的古典描述，而作为平等个体参与制定公共决策？女性主义理论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言论，我愿意尊重她们——将此问题留给她们发表看法。在论述该问题的早期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理论家面临着一个选择：将公民身份视作女人应当获得的，或者****或解构这个理想本身，将其作为一项为将女人排除出去而建构起来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修辞上的或战术上的选择，因此在哲学上庸俗平常。但在其背后，确实存在着概念上的困境。 亚里斯多德的表述依赖于对公共与私人、城邦与家庭、人及其行动与事物的严格划分。要有资格成为公民，那个人必须是一家之主，在家里，奴隶和女人的劳动满足他的需要，使他能自由地投身于与其同等的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但要投身于这样的关系，公民必须将家庭完全抛在脑后，由奴隶和女人来维持家庭但不进一步参与公民所关心的事。公民从不梦想彼此谈论各自的家庭事务，只有在情况确实变得非常糟糕时才有必要在集会中做出旨在确保他们一家之主的控制地位之决定。在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的超女性主义讽刺文学中，他们必须这样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没有可供参照的话语，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集会中讨论和决定的并非家庭的事务，而是城邦的事务：即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战争事务和商业事务，在公民之间的杰出与效仿、权威和美德的诸事项。对亚里斯多德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政治（统治和被统治的活动的别名）本身就是一种善，公共善的先决条件本身不是善，而惟有正确定义的公共善或共和国本身才是一种善。重要的是参与公共决策的自由，而不是决策的内容。这一对政治的非操作性或非工具性的定义仍部分地保留在我们自那时以来对自由的定义中，并且解释了公民身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公民身份并不只是获得自由的一个手段，它本身就是通向自由的道路。亚里斯多德对公民身份的定义是基于对目的与手段的非常严格的区分，从而使公民身份在严格的意义上成为了一个理想——它承担了一种对于家庭的脱离，从家庭逃离至城邦。家庭是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在家里，人永远掌管着行动的工具。而城邦是理想的上层建筑，在城邦中，人采取行动，但这不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