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论文.docVIP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论文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才磨合得比较近乎，几乎结成了同盟（促成这种联盟的因素是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中，这两种同样著名的批判理论之间却存在严重冲突。它们在以下问题上曾经存在严重分歧：如何评价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1、女权主义还是新东方主义？ 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问题上。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妇女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妇女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freel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莫汉蒂（C· T·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妇女这个范畴在两层意义上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它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无视在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它通过把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与第一世界妇女相对的它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妇女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妇女的成熟进行对比。把第三世界妇女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妇女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肉体。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文化贫乏强化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拯救意识形态。 *本文在观点与材料上都极大地得益于里拉·甘地（Leela Gandhi）女士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书（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llen Un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一文中，斯皮瓦克以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瓦（J·Kristeva）的《关于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ethuen, Ne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 Critical Inquiry ,Vol.12,pp.242-61）同样是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此文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之间冲突的核心。文章指出：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妇女是明显缺席的。斯皮瓦克说，西方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对于妇女历史的重读表明，西方的女权主义历史运动就是依据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来界定自己。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女性个人主义的战场在什么地方，也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女性成就相联系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的文章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权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女性个人主义者是在与中心与强势力量的关系中阐述自己的，本地的妇女在这个关于妇女的规范的出现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在对于《简爱》的分析中，斯皮瓦克把这个西方女权主义推崇备至的文本置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时代语境中，指出：19世纪欧洲的文化与文学生产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计划的历史与成就的。因此只要女权主义者在这个时期寻找其灵感源泉，那么它就必然带有帝国主义话语的特征。 但是，上述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批判也存在局限。她们都把真正的第三世界妇女的认识论上的不透明性（opacity）本质化或理想化了。在她们看来，第三世界的妇女总是处于西方分析范畴之外，她们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与经验的载体；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批评者悖论式地重新赋予第三世界妇女她们开始时要加以破除的偶像性。这个新近重获的形象现在被假设为反殖民抵抗的凯旋场。这是一种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entrism），它本质上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的总体化思维没有根本区别。 2、阿尔及利亚妇女的面纱 尽管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倾向方面，后殖民主义批评显得振振有辞，但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斗争中，后殖民主义最终不能解决女权主义的解放与文化的解放两个诉求之间的紧张。正如佩特森（K·H·Peterson）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