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布雷顿森林模式的改革研究论文.docVIP

　　基于布雷顿森林模式的改革研究论文 .freelula)。它由五个参数(指标)组成，即国民收入、平均出口额(或国际收入)、平均进口额(或国际支出)、美元或黄金储备、平均出口波动(国际收入波动)。虽然，公式创立之后，进行了两次修改，这些参数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参数的权数以及算术表达式的连接顶。 三、布雷顿森林模式存在的问题 森林模式部分反映了森林机构成员国之间在综合国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而且，它将各成员国的权利同它们对机构的贡献与责任结合起来，有利于增强机构的能力、保障机构的资金来源、增强机构的融资能力以及保障机构决议的形成与实施。但是，这种模式本身存在许多问题。 (一)少数发达国家垄断了多数投票权 从一开始，森林机构的投票权分配就极不公平，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多数投票权，美国更是“一股独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除了发达国家一如既往地垄断多数投票权和美国继续它的霸主地位之外，国与国之间的投票权悬殊更大。拿IFC来说，成立之初，投票权最多的国家与最少的国家之间相差只有140倍，但是，到了后来，美国的投票权竟然是基里巴斯等国的240倍。而且，最初位居投票权前四位的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印度，但是，后来，投票权最多的五个国家全部是发达国家。这些变化，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森林机构内的代表性进一步削弱。 这种根据经济实力分配投票权的做法，至少从两点上歧视了发展中国家：一是作为森林机构的借款国，发展中国家对森林机构的贷款政策影响最小；二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森林机构的控制，有效地阻止了森林机构采取不利于富国的政策，而它们制订的政策可能既有损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有损于作为世界经济。 (二)份额分配公式不合理，也不合法 首先，作为森林机构投票权分配基础的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现有的份额公式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客观公正，但是公式的参数及其权重极不合理，因而，并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实力。目前，在全球GDP总量中，发展中国家占了50％以上的份量。从人口总量来说，这些国家的人口也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例如，在IFC的成员国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7个国家，占成员国总数的27％，但它们的投票权总共还不到4％。中国占全球经济的约13％，却只拥有11.03％的投票权。沙特阿拉伯只占全球经济的0.6％，却有1.26％的投票权，并拥有24个董事席位中的一个。总之，运用当前的份额分配公式计算出的份额夸大了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分量，而中国、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则未能在份额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其次，这个份额公式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产物。它的诞生就伴随着诸多政治因素，它是为满足大国之间已经达成的对于份额分配的要求而度身定做出来的。负责起草份额公式的雷蒙德·麦克希尔回忆说，当时没有规定权重，怀特只是考虑应该给美国的军事同盟多一点份额。就连该公式的起草者也不得不说，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通过的份额分配方案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等级制度。这种以合理形式掩盖不合理目的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森林机构的份额分配体制严重地违反了制度化和透明度原则。森林公式是投票权分配制度的基石，在森林机构的整个表决制度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森林机构的基础协定，还是其他法律文件都找不到。初始森林公式就是模棱两可的，并且其在后续修改中，也未能按照既定的公开程序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在变化的环境中始终实现投票权的合理化。从森林机构配额分配实践来看，旧的公式有用时则用，当其计算出尴尬的结果时，大国往往提议将参数或权重调整一下，以得到任何它们商量好的份额分配顺序。“在份额计算方面的政治化趋向，严重地破坏了布雷顿森林公式作为决定成员国份额的客观依据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三)基本票与加权票的比率严重失调 由于基本票占总票数的比例本来就小，每次调整份额往往又使加权票大幅增加，基本票的比重日益下降。森林机构自成立后，基本投票权就从未改变过。以IFC为例，其成员国从1956年的31个增加到2006年的178个，但基本投票权的比重却不断下降，由1957年的12.1％下降到2006年的1.8％。再加上需要森林机构理事会多数票尤其特别多数票通过的事项不断增加，这使得森林机构协定签订时由基本票照顾的主权平等原则基本上失去了意义，一国一票的原则已经彻底让位于一美元一票的原则。因此，它常被批评为不符合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原则。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森林机构增加基本票的呼声自70年代就已经声势浩大，但到现在却没有任何进展。 (四)增资规则的缺失使森林机构的增资行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森林机构没有明确增资规则的直接后果就是份额调整受到极大的政治干扰，导致森林机构增资的政治化问题严重，森林机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