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论文.docVIP

　　多元现代性及其困惑论文 .freelies）中提出的一个思想试验来说明这一点。为了刻画现代社会的本质，波普尔曾设想过如下一种社会：所有的行业均是由孤立的个人独立经营；任何人都不能与他人见面、接触，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必须通过打字信件或电报传递；如要出门，都必须蒙面或坐遮盖住窗帘的轿车，以保证他从未看到另一个人；生命的繁殖则靠人工授精。在这个理想实验中，将人与人之间一切感情、有机联系切断，现代社会背后的根据赤裸裸地显示出来，这就是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波普尔把那些由终极关怀、文化、人际关系、感情交流组成的有机体称为封闭社会，而切断个人有机联系的社会才是开放社会；他认为从有机的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化，是人类正在经历的最深刻革命。 根据上述观点，现代市场经济的合理，并不只是它表面上带来的财富急遽增长，也不是甚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因为它是保障个人财产权和自主的理性的交换的经济制度。选举和代议制及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合理，也不仅在于它是否真正能表达民意和有程序的纠错机制，而因为它是一种既要保障个人权利、又要在个人不得不交出自己部分权利合成某种公共选择、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时不得已的制度安排。在这种组织原则中，主权自然不能侵害人权。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罗尔斯（John Ranick）说：即使社会是由契约所组成，也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胡椒、咖啡、烟草等商业性的买卖合约，可以随合伙人的利润多寡、情绪起落而任意合散；个人不仅没有权利脱离与自己血肉相联、生于斯长于斯的社群的最初约定，而且有强烈的道德义务去维系它。也就是说，任何个人都无法从其文化的和社会性的属性中完全剥离出来。当然，自由主义者也从不否认文化是现代社会组成部分，但他们主张，任何一种公共价值必定是由个人选择合成的，文化亦不例外。但社群主义讲的文化，主要不是像好莱坞电影或大众时尚那样完全由市场机制综合而成的东西，而是如终极关怀那种不是由个人文化偏好合成的价值。这一点在甚么是个人认同之上表现最为鲜明。毫无疑问，个人是理性选择和制订契约的主体，但甚么是「个人」呢？事实上，正如沉岱尔（Michael J. Sandel）所说，往往是社群和文化去决定「我是谁」，而不是我的自由选择去决定「我是谁」。确实，社群主义的批评是十分有力的。如果终极关怀和文化不再是现代社会的组织要素，那么在工具理性和个人契约这两种前提上，无论再加添多少限制和补充，这种社会即使不是由冷冰冰的利己个人组成，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偶尔仁慈、彼此陌生的公民团体而已。而一旦承认并非由个人选择合成的文化和终极关怀也是社会组织要素，这又使社群主义不得不面对另一些尖锐问题：现代社会同传统社会的差别何在？是否存在某些不可约化为个人权利的「群体权利」（the rights of munity）？如果有，谁又是这种「群体权利」的主体？它的膨胀会不会导致极权主义兴起呢？ 二 西方历史经验的局限 今天，无论是波普尔的思想试验，还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都表明到目前为止尚不能仅从哲学上来判定多元现代性是否存在。那么，是否能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历史经验来判断呢？二十世纪以前，多元现代性的存在似乎不需要怀疑。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信仰是终极关怀，它与民族文化一起构成不同民族国家中人们的认同，而理性以及权利自由主义则构成现代社会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终极关怀、文化与个人权利和理性共同参与社会组织。而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也表现出多元现代性，非西方社会可以在保持自己文化认同前提下，将理性和个人权利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可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经验使得有没有多元现代性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二十世纪最宏大的现象，就是极权社会的兴起和解体以及全球一体化浪潮。众所周知，极权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认同之上的，它是西方十九世纪现代社会危机的结果。极权主义的解体证明，现代社会制度只能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自主性之上。表面上看，论证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为合理的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自由主义的核心恰恰是个人权利和工具理性。特别是二十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格局瓦解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性民主潮流，似乎意味终极关怀的文化认同已退缩到私人领域。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就描述了这种普世的、单一的现代性。但另一种相反的趋势也不能忽视，这就是在某些地区意识形态的解体致使传统文化和终极关怀再次构成人们的最基本的认同，并产生尖锐冲突。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据此提出「文明冲突论」。如果「文明冲突论」正确，那么多元现代性命题似乎仍然成立。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