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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勇敢而丰富的文学 ——俞心樵诗歌讲座 整理/程洪华 蒋立波 我已经停了十多年没讲诗歌了，而且今天没有限定题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大致归纳了一下，我想，这里不能把谈话的内容扩大了，还是限制在诗歌这一块。其实，诗歌是最难讲的一个东西，我这里有一个建议，我希望是漫淡式的，希望我在这里讲话不是一种作为面对你们的讲话，希望这里能跟大家交流交流，想简约讲一些自己的感受。 我写诗歌这么多年，诗歌不能成为一个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话题，这是我最深的感受，当作者面对公众讲话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写诗的人面对公众讲话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容易产生歧义，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我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比如说，我试图让人家理解诗歌，理解我写的诗歌，或者理解诗人。当你越是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引起的误解是非常大的，得到的理解反而少了。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诗歌教育的问题，很多人他所接受到诗歌教育是有缺陷的，包括对诗歌的知识，诗歌的理解，实际上缺陷还是很大的。而且在我们中国，我觉得古代的诗歌教育做得比较好，所以中国古诗是比较发达的。 当然我不是说当代的诗歌不好，实际上现代诗在我看为是好于古诗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还是有根据的，比如说古代诗人像李白、杜甫他们再怎么好，我还是觉得不好，因为他不像当代诗歌中的好诗人，他对人性和社会的揭示没有当代诗人这么深入，或者说古代诗人对人性的复杂面，对社会的复杂结构揭示得不够深入，不够微妙。中国古诗是高度的被简化了的文体，它无法呈现古代的这种非常幽暗的，非常复杂的思想状态，精神结构，包括他们社会的复杂、微妙的结构，他们很难去揭示的。所以这就导致中国古诗成为一种极大的娱乐性文体，平仄押韵等形式感特别强，七律啊，五言啊，产生思想上的娱乐化倾向。你只要懂得如何押韵，懂得字数的限定，很多人填都能填得进去，包括它的副产品，对联、春联一些，它实际上是诗歌的一部分。 当然，它一方面也对诗歌的普及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它的娱乐性，使得中国古诗在普及功能上又比现代诗歌要更强，特别容易普及，稍通文墨的人都能写诗，都能写对联、春联等，那么也就是使所谓的中国成为一个诗歌大国，但这种诗歌大国是被降低了标准的。因为中国古人对李白、杜甫他们的理解实际上不多，拿初通文墨的人理解杜甫、李白，理解苏东坡、陆游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真正理解这些大诗人的，只有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说是知识分子阶层，初通文墨的人，只能理解到对联、春联或者谜语等。因为中国的谜语是以诗歌的方式出现的。中国的诗歌在推广的过程中有极大的娱乐化倾向，而这种娱乐化倾向，他对你的思想和精神进行分割麻痹，麻痹了一个人向社会深层次进行探索，导致中国的文化缺乏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对生命的这种深度思考，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深刻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体现在诗歌上，它出现在散文当中，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等一些散文的当中，像孔子的一系列言论，通过他的弟子们记载的这些言论，中国好的东西实际上集中在散文语言当中。然后又出现在小说当中，像《红楼梦》，《红楼梦》所揭示的东西还是比较深刻的，古代诗歌，包括《长恨歌》这些长诗，还不如曹雪芹他对人性、对社会揭示的要深刻的多。中国古诗在形式感上达到极致，它特别美，特别有娱乐功能，或者说一种自然趋向。比如说中国的山水诗写到了极致，写得特别好。像杜甫，他对社会层面的揭示还多一些，但对人的揭示却一直是无能为力的。 这里我指的是古代诗歌。而当代诗歌，我觉得还是产生了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对人性当中的微妙性、复杂性进行了探索。这个东西是从西方过来的，西方的东西我为什么非常赞赏，像但丁的《神曲》，他实际上对社会，包括对宇宙，对人性的诠释是非常全面的，也是非常深入的。尤其但丁，他也是古诗，这个时候西方已经能写这种古诗，而中国诗人却还在写五言、七律这种非常轻飘飘的东西。他们在担当社会责任的时候，担当作为人主体张扬的时候，中国人还躲在娱乐、游戏化的盔甲之中，他们通过诗歌这种方式进行了一种明则保身的转换。中国古代诗歌对这种形式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保命哲学，是一种养身哲学，在他们的诗歌创作当中，保命和养身这两种世界观、人生观奇怪地结合了起来，他们很少像西方诗人那样有一种变革的思维，战斗的思维，有一种叛逆的，抗争的思维，还有一种对人的权利的抗争和维护，对生命的珍惜和珍重。我们中国现代诗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来自西方的，一种是中国自身的。中国现代诗是直接从西方现代诗过来的，现代诗的亲爹亲娘是在西方，中国古诗就成了说不清楚的一种传承关系。而中国古诗当中高度的形式化和娱乐精神，使得中国的诗人受到影响。因为中国的文化主要以诗传承的。 最早的文化是以诗来确定的，像《诗经》。儒教是中国的世俗宗教，道教也是，实际上是以诗歌方式传承的，像《道德经》实际上是一首诗，一首深刻的散文诗。像那个年代的精神后来就失传掉了，所以中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