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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宪法定位 　　摘要：从宪法学的视角来看，实现??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不但有赖于对我国宪法中公有制所秉承的价值理念进行阐释，也有赖于国家机关职能的定位、责任的确定以及公民受益权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实现的过程，也是宪法在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其在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过程。因此，对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进行宪法定位尤为必要 关键词：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宪法定位；公民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131-05 当前，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对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问题的思考，理论上还处于探索阶段，法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多局限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国家所有权的探讨，缺少从宪法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和定位。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对于一个法治国家而言，经济决策不但需要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益，也应当找到其“合宪性”的理由。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不单单是利润收缴分配的技术性问题，也应该是宪法框架内的制度性问题。因此，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需要明确其宪法根据以及其在宪法框架下的法律路径，即合理规划国家、企业与公民之间在国有资本利益分配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重塑政府与企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实现国家资本的公共福利属性 一、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是宪法公有制的本质要求 国有资本收益是指国家凭借其身份取得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应上缴国家的利润、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国家所持股份或出资所得的红利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益等。国有资本收益之所以要全民共享，原因在于国有资本并非是国家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制度在企业财产分配制度中的体现，是我国公有制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7条国有经济条款在逻辑上承接第6条公有制经济制度条款，作为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具体化，秉承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价值取向。从这两个条文中，我们不但能够发现逻辑上的承接关系，还能从“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主体”、“主导”以及“国有经济”这些表述中寻得其内在关联。此外，国有经济条款与公有制经济制度条款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的历次修改，从“国营经济”到“国有经济”、“领导作用”到“主导作用”文字表述上的转化，直接反映出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对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地位关系作出的相应调整 在公有制语境下分析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问题，还必须回答为何要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下国有企业具有什么特殊性。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政权，首先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我国《宪法》序言庄严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公有制”、“社会主义”与“消灭剥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逻辑关系：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国有经济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制度，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它不但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把产生的国有资本收益交付人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决定了国有企业所产生的收益无法量化到个人，也无法由国家进行独占，需要国家向全体人民进行分配。《宪法》第7条把国有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等同的立法模式曾引起了学界的诸多关注。有学者从《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角度出发，否认完全抽象的“全民”概念作为民法中所有权的主体的正当性。① 我们认为，“全民”能否作为国家财产的主体，关键在于是否认识到宪法中“国家所有”与民法中“国家所有权”的本质区别。“全民”虽然不能作为民法权利的主体，但并不妨碍它成为宪法研究的重要范畴，根据宪法人民主权原则，国家与全民的等同在宪法上是完全说得通的 就国有企业而言，其归全民所有并不意味着全民对其股份的分割。“全民”作为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不确指任何个体，在名义上只能由整体行使。国有企业的“全民股东”并不能凭借其自身意志从“全民”这一范畴中脱离出来，也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中的股东那样可以委托代理人行使股权。作为所有者的“全民”只能依附于国家政治体制，通过国家民主参与途径约束国家行为，即每个公民个体不能确认自己到底拥有多少份额以及所带来的收益，国有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只有依赖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