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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及区域生态效率 　　摘要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1998―2013年中国省域生态效率值，并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生态效率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二，在晋升激励体制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的下降，且这种现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在财政分权度较高的东、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尤为显著；第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全国层面及区域层面对生态效率均没有显著影响；第四，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将由“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因此，生态效率高值区应主动发挥其“示范作用”与“溢出效应”；中央政府有必要优化财政分权制度，引致其在区域生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采取治理投入为主、经济激励为辅的环境规制；必须强化环境规制约束，以促使财政分权在经济、环境中发挥“援助之手”作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区域生态效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110-09doi：10.12062/cpre 改革?_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在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探讨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财政分权制度改革被认为是中国地方政府拥有高涨的热情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激励。但与此同时，大气雾霾、水体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福利水平，有研究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也归因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方政府在分权体制下彼此竞争，各自发展，财政分权弱化了中央对地方行为的干预，为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让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但是，财政分权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其在不同区域之间有何不同影响效应？进一步的问题是，财政分权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挥对环境治理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环境规制可能是制约财政分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将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放入同一分析框架去研究；同时，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质是要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地去减少污染、美化环境，因此，本文选择能综合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状况的“生态效率”为生态效应的衡量指标，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探讨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区域差异，期望为优化财政分权体系、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目前学界关于财政分权与生态效率的关系尚未进行系统研究，但从其作用机制分析，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分别通过经济、环境这两条路径实现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一方面，80年代起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并有了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积极性以及发展经济的动力[1]；另一方面，政治考核集中化与经济分权相伴而生，基于经济增长的晋升压力迫使地方政府加强地区间的流动资本竞争，进而构建友好的商业环境，促进经济增长[2]。也有学者持有与此不同的观点，Zhang和Zou认为财政分权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及服务等领域投入的主动性，因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3] 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大部分文献认为分权使得环境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概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环境保护事务作为公共物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由于缺乏激励相容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鲜有动力去关注环境污染[4]；其二，中国式分权引起地方政府竞争，以FDI竞争为代表的流动要素争夺使得环境规制呈现“逐底竞赛”局面[5]；其三，在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呈现 “重基础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环保工作缺乏财政资金支持，环境质量的下降成为必然[6] 由此可见，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放松环保事务的监督管理，这不利于二者协调发展。在晋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区域“示范”作用，财政分权对生态效率的恶化因此会呈现“空间溢出”式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引致生态效率值下降，且这种效应具有“空间溢出”现象 1.2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环境污染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概括为三种观点：其一，“成本假说”，即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降低最终产出，进而对该国经济总量造成不利影响。其二，“波特假说”，即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