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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农村离婚类型、变迁及后果 　　摘要：以西部一个乡镇1978-2012年的离婚情况为分析对象，总体分析显示该镇的离婚率呈快速增长态势。依据个体离婚行为产生的主导因素将离婚分为身心缺陷型、性格志趣差异型、性行为越轨型与经济贫乏型，其中经济贫乏离婚，因男性经济条件无法满足女性的消费需求而引起的妇女提出离婚成为主要类型。打工经济背景下婚姻价值的嬗变、城乡消费圈的一体化、妇女在再婚市场的优势地位以及妇女离婚的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涨了妇女基于物质因素提出离婚的比例上升。经济贫乏型离婚的上升形塑了农村离婚区域分布的梯度效应与低洼地带，造成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弱势累积与心理焦虑，对其可能诱致的社会风险与道德风险需要引起反思与警醒 关键词：农村离婚；离婚类型；经济贫乏型离婚；底层焦虑 中图分类号：F32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043-08 一、问题的提出 民政部发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全国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14万对，比上年增长56%，粗离婚率为28‰，离婚率从2002年起增长速度加快，2002年中国粗离婚率仅有09‰，2003年达到105‰，2015年的粗离婚率已经达到2002年的3倍多，离婚率连续13年递增。具体分区域来看，依据“五普”与“六普”的统计数据，2000年城市、镇、乡村的离婚人口比重分别为141%、092%和069%，2010年城市居民的离婚人口比重为2%，镇和乡村的离婚人口比重分别为133%和107%，10年城市、镇、乡村离婚上升幅度分别为059%、041%、038%[1]。考虑到镇与乡村这两个行政区划同属于农村这一大的范畴，农村离婚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上升幅度都超过了城市。婚姻稳定关系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对这一话题的探讨有着现实与理论意义，因而农村离婚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定比例的离婚符合社会正常发展规律，特别是对于受到传统伦理束缚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既然压迫女人的动机在于使家庭永远存在以及完整地保存世系财产，那么女性要彻底摆脱依附地位，就必须逃离家庭[2]。然而改革开放后农村离婚率快速上升，有研究者对河南部分农村实证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农村青年离婚数量明显增多[3]。农村离婚现象的新态势必然诱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学术界对其分析从妇女的人身权、财产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维护困境[45]到婚姻破裂对学龄子女的生活福利、学业、品行、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6]，再到经济贫困家庭男性面临重返光棍的婚姻挤压风险[7]等方面 转型期农村离婚率趋高形成新高潮，其背后的原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分为“内在观念价值说”“国家权力论”以及“社会结构说”，“内在观念价值说”认为婚姻价值从传统双系抚育转向个体性生活经验，婚姻遭遇伦理性危机，使得婚姻关系不稳定性增加[89]；“国家权力论”提出国家权力从村庄社会的后撤以及国家对婚姻法的调整推动了自由浪漫型婚姻增多，为离婚减少制度障碍[10]；“社会结构说”认为对离婚进行负面评价的社区舆论弱化、调解离婚的家族与村落权威主体的退出以及外出就业和社会流动性增强等因素为离婚增长提供了结构性便利[11]。事实上，价值、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三者相互作用、有机联系，共同形塑了农村离婚率趋高的基本态势。既有研究对农村离婚的态势、社会后果与形成原因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农村离婚提供了有益的洞见，然而学界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为对农村离婚的关注多集中在当前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缺乏对农村离婚历时性变迁的关注；其次将农村离婚作为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对待，忽略了农村离婚现象内部的异质性因素，难以把握农村离婚形成的复杂机理。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以黔南一个乡镇1978-2012年的离婚案例为分析对象，从中观结构层面探讨农村离婚的类型变迁、形成动力及其社会后果 河镇，位于黔南，属于典型的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型村庄，该镇面积为130多平方公里，2012年末农村人口14 206人，下辖6个行政村，共有79个村民小组。河镇属于喀斯特地貌，地势东西较高，中部平坦，交通?l展滞后，信息闭塞，距离贵州省会城市贵阳约200多平方公里，土地贫瘠，人均耕地不足06亩。村民主导的家庭生计模式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种植结构以传统的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大规模打工经济兴起在2002年以后，2011年全乡人均收入为4 806元 河镇1978-2012年累计离婚为252例本文的离婚包括登记离婚与事实离婚两类。〖ZW）〗，占总人口的6%，其中1978-1989年为26例，1990-1999年为65例，2000-2012年为166例。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质性的无结构访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