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人心中“世界”的变化.docxVIP

近代中国学人心中 “世界”的变化：——从“天圆地方”到“环球万国”中国古代把宏观空间统称为“天下”，古人以“天圆地方”来描述天下的形态。《周髀算经》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古代建“圆丘大坛”祭天，设“方泽大折”祭地，便是寓意“天圆地方”。“天圆地方是人类对于天空和大地的直觉印象，是一种感性认识。”那时，人类物质生产能力还很微弱，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的范围狭小，人们终其一生所能到达的现实空间是有限的，因而无法对广阔的宏观空间形成直接的、经验性的认识，当然也无法通过科学实验对空间形成科学认识。人们只能在有限的经验基础上，借助于传闻和想象对经验以外的空间加以想像式建构，从而形成对人类生存的空间的整体认知。在古人对空间建构的过程中，本民族所在的区域自然就成为他们思维发散的起点和中心。周灭商建立统一的王朝后，周王把功臣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周天子居于中心之“国”（京师），各诸侯环卫其外，诸侯以外的区域被称为蛮夷。宋代文人石介在《中国论》中曾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大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对此进一步阐释说，“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之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显然，古人的空间观念是经验性的，也是想像和臆造的。它是在有限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想像和臆造，所形成的一种对空间的认识、理解和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古代视天下为一体，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所在的中心之“国”居于天下的中心，四周分层辅卫着诸夏和蛮夷。“《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到清朝时期，空间的图景已形成为一种有序的天下秩序，它是以“中国”（清皇朝本土及加陲地区）为中心的三个同心圆世界，核心是中国，周围是朝鲜、琉球、越南、暹罗、老挝、缅甸、尼泊尔、苏禄等朝贡国，第三圈是包括西洋诸国等化外夷狄。在传统史家的思想中，“天朝君临万国”、四海内外“莫与为对”，世界上不存在第二个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主权国家。空间从中心向四周延伸，中心在文化上居于尊崇的地位。随着空间从中心向边际的伸展，文化地位则从尊崇向附属依次降低。古代史家视居于中心区域的华夏文明为文明正统，视周边及其以外的地区文化为蛮夷，严守“华夷之辨”的观念，认为华夏族文化高于周边四夷，夷夏之大防，夏可以变夷，而夷万万不可变夏，严格区分夷夏的界线。传统史家的“天下”叙事，潜藏着以中心自居的自大和对边缘空间的蔑视。他们在撰写历史时，对处于“中心”的正统王朝都不厌其烦地详书细描，而对处于边缘的边疆和域外地区史，则简略述之附于正史之后，或根本不作提及。例如，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除了对正史以鸿篇细述之外，仅简略地编撰了匈奴、西南夷等诸传，而且他的立意最初也主要是为备远徼、筹边防。后来，史家逐渐疏于边疆之史、不愿悉心考核朔方异族，四裔传成为衬托中原正统史的附属。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叙事，进一步引伸到社会，便形成以君主贵族为中心的“君史”叙事。他们首先把“天”（自然界）人格化神圣化，认为天是宇宙最高的主宰，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后代。古人借助早期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与敬畏，宣传天命学说，宣称君王权力出自神授（上天赋予），称君王为天子（真龙天子），《礼记》：“君天下曰天子。”天子“受命于天”，不仅是天下的所有者，也万民的统治者，居于社会层次的顶端与中心。天下万民皆为天子的臣子，即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天子承受天命，统御万民，天下唯以天子景从。天子德行关系万民福祉，天子有德则万民福，天子丧德则万民祸。传统史学“本纪”、“世家”、“列传”均是记颂君王贵族史事，全然不见万民的踪影。梁启超是近代“史学革命”的倡导者，他认为古代史家坚持“王天下”的天下观，“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天下人皆是君主之臣民。在古代史家的眼里“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在历史学叙事上，“仅注意于帝王之仁暴智思，将相之劲脆贤不肖。而不输热心以熟察全国人民之生活如何，运动如何，普通学识如何，则社会之进步发达，与黑暗昏冥，均茫昧无据矣”。1840年鸦片战争是传统空间观念近代化转变的起点。马克思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经历长期闭关锁国昧知于外后的大清王朝，当对面突然出现的英国——这个它根本茫然无知的强敌时，一时间成为一个无法消解的“难题”。因为英国来自海外，是中国传统经验空间以外的力量，在传统“天下”空间下，英国既不能被容纳，同时也无法有效地解释其存在与地位。在外力的迫使下，近代中国人开始了把目光投入传统空间体系以外，开始认识来自于陌生世界的西方国家。鸦片战争后，以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的西北史地研究，和以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