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的光环.docVIP

奢侈品的光环：一个脆弱的自相矛盾 当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当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1961年出演影片《蒂凡妮的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时，她用纪梵希品牌(Givenchy)来装扮自己，那时奢侈品还是少数人尤其是优雅的社会精英人士的专用品。当赫本穿上特意为她婀娜多姿的苗条身材所量身打造的时装后，她将奢侈品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她在影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切只能是梦寐以求而已：这部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存在着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即赫本在影片中饰演的主人公霍莉(Holly Golightly)透过蒂凡妮的橱窗所瞥见的那个世界恰恰是赫本身上所穿的那套行头。 　　到了1980年，一切都在变化。当波姬·小丝(Brooke Shields)宣称她与自己的CK牛仔裤亲密无间时，这并非表明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的牛仔服是她的独有之物，而是说它为大众所拥有。赫本穿的是为她婀娜身段而量身打造的手工缝制服装，而小丝穿的却是现成的名牌牛仔裤成品，于是数百万普通人开始效仿她。 　　这种对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历史的、经济的和哲学的转变：从在电影中隐约出现到在广告中大肆炫耀，奢侈品在20年内迈入了大众市场。而且，颇有争议的是，它们已经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奢侈品位。 　　《新闻周刊》(Newsweek)文化记者丹纳·托马斯(Dana Thomas)在其新著《奢华：奢侈品为何已光华不再》(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中解释了时尚在过去的含义及其当前变化的趋势。奢侈品产业过去是围绕着向能够负担得起奢侈品的少数人提供最精美的手工制品来定位的，如今这项产业已经变成了一棵全球化的摇钱树。托马斯用纪实性的材料描述了这个变化过程。这个年产值高达1570亿美元的庞大产业对于全球市场营销和利润率的促进，远远超过了以前那种高度精细、优雅和专有的奢侈品行业的作为。 　　关于时尚的起源，托马斯为我们介绍了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是一名旅行包制造商，正是出于对箱包标准化设计的反感和厌恶才激励他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代旅行系列奢侈品。在书中，我们还结识了著名的可可·香奈尔(Coco Chanel)，其旗下品牌“No.5”香水创造了每30秒售出一瓶的销售奇迹。普拉达(Miuccia Prada)和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等仍然健在的设计师也在这本书中展现了风貌。 　　托马斯还带着我们踏上了世界之旅。我们参观了法国南部的一家花卉农场，在这里，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农业活动培育出了特殊的千叶玫瑰，千叶玫瑰是制造香奈儿“No.5”香水的精华。我们还看到，在位于巴黎的路易·威登工厂，工人们用手工缝纫出高档箱包。而当我们走进中国的工厂时，便发现这里正以廉价成本秘密地大规模生产各种奢侈品。我们还探访了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量激增的奢侈品市场，在这些地方，新贵们对名牌产品的渴求永无止境。我们了解到檀香山的某条街道是怎样发展成为购买奢侈品的日本游客们的一个旅游胜地的。我们还发现了拉斯维加斯是如何成为一个实现奢侈品的新型民主理想的中心的：在这座城市里，发财与破产不过是转瞬间的事，对于那些梦想着无阶级社会有朝一日变成现实的人来说，这座城市现在成了他们的一个精神支柱；在无阶级社会里，人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最高档、最时髦的、象征崇高社会地位的商品。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认识了好莱坞的几位设计师，参观了几家品牌折扣店，并访问了几家网上奢侈品精品屋。 　　托马斯把引人注目的人物简介与敏锐的市场分析结合在一起，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那些个人工匠们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她这样写道，量身定做的女性服装业因其高度个性化的特点，其业务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该行业的业务模式向具有无限利润空间的大众市场模式作出了让步。于是，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等设计师开始将自己的名字注册成商标，以便在销售非专有制造的产品时收取版税。不久，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又引进了左岸(Rive Gauche)系列品牌，针对的是比较年轻的人群，价格更低。随后不久，“金字塔”模型便合乎时宜地涌现出来：真正的女性时装奢侈品位于塔尖，专门针对极端富有者；出自同一批设计师之手的成衣是专门针对中产阶级的；还有一系列范围广泛、普通人能承担得起的香水和装饰品，是专门针对大众消费人群的。 　　这种“金字塔”模型转而又为奢侈品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大型企业将分散的小型家庭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例如，路易·威登现在就是LVMH(路易威登·酩悦轩尼诗)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