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审美化特征论文.docVIP

　　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审美化特征论文 .. 中国当代文学尤其建国后三十年文学研究遭遇到的最大挑战，主要来自文学的自律与主体精神的丧失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瓶颈。以文学的自律或主体精神作为衡定标准的研究思路，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或完美主义色彩，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预示着结论会令人非常沮丧。 关于建国后三十年文学，正如理想主义或完美主义研究者从文学自律与创作主体性这两方面中所观察到的，它是一种丧失了个体精神的被规划的文学。这种规划首先是来自国家政治、经济的规划。而这种带有强烈计划色彩的文学生产品，也是顺着庞大的政治、经济机器的运转作业而下线的。实现政治的长远的宏伟蓝图，与实现国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之间..，相互许诺，共同描绘出一幅最具美学意义而且事实上也只有由文学才能完成的前景。这可以看作是对于政治审美化的简略描述，一段过去没有人去怀疑今天也不会有人去怀疑它良好初衷的政治罗曼蒂克旅程。这里所提到的在国家意志作用下的政治浪漫主义，也就是本文所要强调的政治想象力或政治诗性。文学正好在其中承当着将这些政治承诺与经济承诺下的虚构图景临摹下来的角色，甚至即便是在一个时期内无法兑现的政治誓言，文学也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政治审美化问题由此漂亮转身而为文学政治化问题。在修辞的功能上，政治审美化与文学政治化可以看作一对相辅相成的表述方式。照此为准，我们甚至可以说，构成整个20世纪下半叶所谓文学性的问题，其实是以政治想象力或政治诗性作为基本前提的。只不过在进入到1980-1990年代之后，以政治想象力或政治诗性为中心的创作，由乌托邦时代转向后乌托邦时代，而具有强烈乌托邦时代风格的浪漫主义写作也随之嵌入反讽式的特征。 在一个道德理想主义时代里，陈义过高的愿景往往与文学的写实主义精神水火难容。这是造就乌托邦风格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建国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还能够秉承一点写实主义的风格，旨在明确历史的合法性，那么随后而兴起的以抒情性与象征性见长的政治抒情诗、抒情体小说、抒情性散文的创作，则基本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以最大的热情和虔诚与政治承诺一起同步同调，高蹈远举，构建起道德理想主义的制高点。在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史上，被冠以“两大政治抒情诗人”和“散文三大家”之名的写作，以及旨在提供新人新风尚的“教育小说”、深化革命信仰或重申阶级斗争的革命样板戏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这些作品以新的政治伦理、新的道德风尚为标准，致力于建立一整套与之谨严匹配的象征性话语，从而将一些对于普遍需要接受教育的对象而言尚显抽象的——如国家、人民、高尚情操——等概念高度形象化、符号化，尤其是与自然的美好、崇高相结合，通过移情想象的作用达成道德审美的效果。从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启蒙时期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子。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乌托邦风格的想象方式的写作中，叙事性作品则完全采取二元对立的善恶标准，并且将道德问题意识形态化。通向人性善恶之门的爱憎准则，也随之被烙上阶级符号的敌我界线所取代。在如是背景下，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与阶级情感意义上的爱憎高度一致，同仇敌忾，为一种合法的、合理的暴力斗争美学奠定基础——关于这种暴力斗争美学，在以后的余华作品如《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乃至《兄弟》中都有着非常执着的残酷表现。这样我们会发现，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之下，一种至高无上而又毋庸置疑的道德完善标准被制订出来，而置身其中的个体的道德意愿与情感诉求则变得无足轻重。至此，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完成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政治审美与道德审美工程。而我们置身其中的，也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诗性生活。 政治审美化势必带来道德的审美化，而道德审美化所带来的则是乌托邦世界的情感主义重磅催化剂。在一个道德情感主义泛滥的时代，任何个体的独特性感知都会显得孤立无援、微不足道。这事实上就是戴维·休谟所反对的“把道德降低为纯粹的情感”的倾向，以及他所观察到的“知识被降低为虚构的假设、信念被降低为强烈的情感”的危害性。在由政治想象力所造就的乌托邦风格的写作中，我们甚至会发现一种可以说盲目但又势不可挡的情感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超越道德理性的约束力而变得肆虐成狂。 强调建国后三十年文学的政治审美化特征或乌托邦风格，其实是为了突出该时期国家政治伦理与个体审美之间的冲突。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意志下的政治审美化问题，已经“内化”成为一种深层的集体记忆，它不只是影响到建国后的三十年文学，其实也深深影响到1980-90年代文学的写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实质上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创作灵感。建国后三十年所演绎的政治想象力或政治诗性，如一个巨大的魔影，一个无休无止的梦魇，深刻影响着后来的创作。从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政治审美化的明显痕迹。 从建国后三十年进入到新时期，文学创作不可避免会顺着一种惯性力量的推动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