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瑶涵 高中语文教学课件.pptVIP

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六年（1917至1927年），中国呈现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肩的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灿烂的局面。继承了传统“士”担当精神的一代民国清流，“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族自尊、学术自尊，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扮演着先锋角色。他们学问超绝而又狷介不羁；相互间道义学问相砥砺，却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断被分化，一时间龙吟虎啸，各领风骚，折射了一个大时代的风起云涌、雪雨阴晴，写就了中国“士”的短暂与辉煌。[1]??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们在思想、学术、政见、工作和生活各个层面，互相交流、碰撞、交锋过程中的友谊、恩怨、是非、因缘与分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生活图景，刻画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忠实讲述了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崇高与缺陷，描绘了一轴无比辉煌的民国文化巨星画卷。 蔡元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它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份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的……”（1922） 周作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少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 “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沉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劝他一动，便预备被那些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1924）“想对于思想的专制加以反抗，尽管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所安而已”。 （1924） 鲁迅：“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1919） “……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 ……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贻无他道也。”（1920）从以上鲁迅的文字来看，他对学生革命（或知识分子革命）无法真正改变中国具有极其清晰的认识。而在新文化运动分裂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非革命民主派的时候，鲁迅并未站队，而是保持一贯的怀疑和批判：“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胡适：“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一个“好政府”的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段祺瑞当权时最大的反动事迹是1926年在北京打死四十余名游行学生的“三一八”惨案。段于1926年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多次亲访，请他出任伪华政府，均被断然拒绝。直系军阀曹锟，出身贫寒，后应募入伍，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袁死后北洋派分裂为直奉两系，曹成为直系的首领。曹的最大污点是1926年通过贿选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因冯玉祥倒戈被赶下台。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方曾派他当年部下请他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要职，亦被他骂出家门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另一个直系军阀吴佩孚下野后，日本人曾提议资助军资助他东山再起，被吴拒绝。后吴生活困难，被少帅张学良以侄子身份接到北京居住，结果两人一见面，吴就大骂张：为何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日寇？伪满洲国成立之时，吴就通电全国，揭露日本人“伪称满洲独立国，实际为日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一贯对旧中国文化尖锐攻击，喊打喊杀。但是当他在1919年因散发反对段祺瑞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卖国行径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后，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也将新旧文化之争放在一边，纷纷站出来为陈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分裂为两个阵营：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派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以胡适为代表的非革命民主派反对阶级革命的路线，两派之间论战不断，而为人和为文章都极为霸道的陈独秀更是在报纸上对昔日的战友胡适不断开炮，颇多诋毁，而胡适却未因此记仇，反而多次在陈独秀遇难时施以援手。在陈独秀因被传嫖娼而被逼离开北大时，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