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救助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对策.docxVIP

论救助管理工作的现状和对策 　　如今，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已成为青年学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股热潮在国内各大高校掀起，受到不少社会人士的好评。 为深入了解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现状，增强流浪乞讨人员的法制观念及公民的救助意识，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使我们的课堂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发挥大学生的知识技能优势，体现当代大学生风采。景德镇陶瓷学院先锋团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校团委的统一部署下，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走进救助站，深入居民区，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广泛动员、精心组织，联合景德镇市救助管理站组建了一支赴景德镇、九江、南昌三地救助管理站考察调研团，并由景德镇救助管理站书记余青珍、热工系党总支副书记艾玉庭等带队开展为期七天的暑期实践活动。救助管理站虽属社会保障系统中最基层的一线单位，但对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对困难人群的救助和保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等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构筑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后一道安全网。　　自03年国务院废止收容站、建立救助管理站以来，各地救助管理工作运转有序、管理规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体现了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但为期7天的考察调研中，我们在对基层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满怀敬意的同时，也了解到一些颇令救助站“头痛”、令国家反思的新问题，主要呈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不完善　　湖北大学生孙志刚用生命终结了运行22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催生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折射出党和国家关爱人性、尊重人权的光辉。　　至国务院颁布和实施《管理办法》以来，与以往的收容遣送时期相比，救助范围更加广、救助方式更趋于人性化，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更加良好的救助服务。但是，耐人寻味的是，救助站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并未增加，而是在减少。　　对此，景德镇救助站余青珍书记作了解释，我国的社会救助只有相应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规，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社会救助的法制化运行和规范化管理得不到根本保障。即便是2003年颁布的《管理办法》，由于制定时间仓促，相关制度存在不完善，救助管理细则不明确。作为直接与流浪乞讨人员接触的基层单位，救助站在运行其职责时，相关法律法规就相形见绌了。《管理办法》中“自愿”的原则，即流浪乞讨人员请求并表示愿意接受救助时，救助站才可以实施救助，致使乞讨形成职业化趋势。　　同时，职业“跑站”现象，也随之出现。“跑站者”巧钻制度漏洞，想方设法骗取救助，并以此为业，危害不容忽视，不但会使国家财政资金悄然流失，而且会造成社会道德危机。　　（二）各部门分割不合理　　目前，社会救助工作不仅仅与救助站相关，还涉及到公安机关、司法、卫生等部门。各部门在运行其职能时，均存在缺乏执法依据和执法手段的问题，‘职业乞丐’已成为一个新的管理盲区。九江救助管理站欧阳副站长直言不讳，相关部门仍有“社会救助是民政部门的事”这一传统狭隘思想，存在“扯皮”现象。　　许多市民纷纷指责，“街上那么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为什么不管？”欧阳副站长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管，而是管不了。自将“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站”以来，救助站丧失了对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强制收容的权利，“乞讨自愿”有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依据。只有在流浪乞讨人员构成他人伤害，公安部门才有权依法实施强制收容。同时，救助站的社会救助具有“救急不救困”性质，对于被家人遗弃的痴呆傻儿童，本该送往社会福利部门，但社会福利发展到人满为患的地步，这种压力反推给救助站。　　同属社会救助的项目分归不同行政部门管理，致使社会救助工作的协调受到阻碍，政策之间的衔接出现断裂，救助资源相当浪费。因此，明确救助站和民政、公安、司法、卫生等部门的职能交叉和所属关系，需要以法规文件的形式确定几方的权责，诸如家人拒绝赡养、地方政府无人接收等问题，就会有相应的部门主动负责督办。　　（三）救助对象身份难甄别　　南昌是座流动人口多的城市，据救助站副站长张忠介绍，南昌救助站每年需接受高达4000人次的救助量，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如此庞大的一个数据，如何对求助者的身份进行甄别，成了救助站要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复杂的难题。再者，不少求助人员的家庭住址多处于外省偏远山区，通讯手段极为落后，导致救助人员无从查考，这无疑也加大了甄别救助对象的难度。甚至，由于大量信息均是来自于求助者本人的口述，有些求助人员刻意编造虚假姓名，有意隐匿真实情况，因此很多情况难以得到核实。　　去年，我校与景德镇市救助管理站共同建立了未成年保护中心，作为其中一名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