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之信用、金融层面的分析(6页).docVIP

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信用、金融层面的分析 2001-11-23国研网 　　摘要：文章旨在研究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全文立论的基点在于：不良资产是在以银行垄断为起点的信用体系逆向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有深刻的制度性原因。通过严密的逻辑推演，文章指出我国银行不良债权的信用、金融层面的根源在于：银行垄断下的信用抑制与风险转嫁；信贷交易的内部性上升。就银行业的发展而言，只有真正的多元化的、以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过程才能产生优化资源配置且优化风险配置的稳定力。 　　一、剥离坏帐后银行不良资产仍呈上升势头 　　我国银行坏帐已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不仅严重制约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进程，还威胁到银行业的整体安全。自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并开始系统性的处理银行坏帐，成立了四个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坏帐剥离，并运用债转股的手段清理坏帐。时至今日，我国银行业并没有如期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不良资产仍呈上升之势。 　　1．不良贷款增加。 　　不良资产比重上升的直接原因在于不良贷款未得到有效控制。根据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保障银行业整体安全的手段在于双管齐下；剥离坏帐的同时抑制新增不良资产。但现实与政策制订者的预期相去甚远，不良资产迅速增加，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不能有效抑制不良资产已经成为银行业经营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2．学界对不良贷款成因的观点。 　　国内学界倾向于把银行坏帐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坏帐，包括80年代许多年份在内；1992－1994年经济过热，特别是房地产经营中大量贷款形成的坏帐；1994年以后形成的不良资产，各约占1/3。（周小川2000第三页）。对于1994年以后形成的不良资产，不少经济学者明确指出其成因在于：其一，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过度负债且经营效益低下；其二，中央财政弱化，财政对银行的自有资本金拨付不足，不能及时冲销坏帐；其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干预银行贷款；其四，国有商业银行协助央行承担宏观调控的任务，利润目标与调控目标相矛盾时，商业银行被迫牺牲利润目标；其五，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混合。尽管分设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但两种业务未彻底分开；其六，银行内控机制不健全，风险意识淡薄，人员素质不高等等。以上所列的原因涵盖了银行信贷交易发生的全过程，也涉及到银行和企业制度变革滞后的问题。但是，该解释框架存在一些模糊之处，例如，国企改革的进程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不少国企经理人认为银行不能提供进一步的资金支持也延缓了改革进程。应予以充分注意的是，当前的新增不良债权是在剥离不良资产、在商业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分离以及银行内控机制逐步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点贷款清偿的角度来看，既有“无钱还贷”的现象，也有“有钱不还”的现象，甚至有“欠款不催”的情况下，后二者均是以上解释框架所难以解释的。 　　直接切入到信贷交易的过程中考察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确可以抓住一些问题。但是，这忽视了信贷行为发生的制度背景和金融经济环境，所指出的原因也存在逻辑上的相悖。例如，提高银行的风险意识，则导致通货紧缩条件下的“惜贷”行为。由于融资渠道单一，“借贷”有效扼阻了企业的现金流入从而扼阻了产业循环，直接导致前期贷款成为坏帐的可能性上升。相反，从信用制度入手，对信贷需求和供给的各环节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把握不良债权出现在哪个环节，还可以找出其内在的逻辑链条，从而挖掘新增不良贷款的根源。 　　二、不良资产产生的背景：我国现代信用体系的逆向演进 　　1949年以后，我国现代信用发展的历程具有相当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银行业垄断为起点的逆向演进。 　　1．信用体系演进的一般模式。 　　私有制造成了财富占有的不均和分化，进而出现了借贷。实物借贷是最早的信用形式，也是信用体系演进的起点。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迫使实物借贷让位于货币借贷，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货币借贷一直未能彻底排除实物借贷。在金融货币流通时期，由于货币数量相对有限，所以出现了高利贷。直到商品货币关系的极大扩展，经济中形成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供给，高利贷才丧失了垄断地位，但并未根除。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创造出与企业直接相联系的现代信用形式：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迅速繁荣起来，成为直接服务于商品流通，推进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的强大动力。商业信用同时创造了大量的流通工具——商业票据，被马克思称为“商业信用货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业信用存在的根本依据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基础。银行券也是以商业票据为基础，通过贴现期票而发行。“银行券无非是由银行家开出的、持票人可以随时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商业信用的巨大发展，也正有了商业信用的繁荣，银行信用才得以发展起来。当然，商业信用只是职能资本家之间的信用形式，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