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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中国城市（一） 发展模式——中国城市新一轮分化重组的开始前沿县区 编者按：今年以来，有关城市及城市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众多媒体纷纷开辟专栏、专版、专刊或刊发系列报道、长篇通讯，对我国各大中城市的城市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等进行了大量采访报道，有很多做得非常精彩。但由于这些报道分散在各媒体之间，时间又交叉错落，很难给人以整体性认识和规模化概念，使报道效果受到影响。有鉴于此，作为年终的一种回顾，更为重新梳理对城市问题的认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以这些散落在各报刊的消息报道为素材，重新集纳整理，推出《速读中国城市》系列报道，从城市改革、地区比较、问题反思等几个层面全面总结入世初年中国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发展脉络。在这样一个变革和转折时代的大背景下，这种总结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温台能否再当 改革急先锋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温州模式”以其高度自发性的特征而独树一帜。现在总结看来，温州模式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面临困境，不断寻求突围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温台地区才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今年５月间，《中国经济时报》把目光对准了处在这样一个变革时期的温台地区，他们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温州模式”面临新的考验，面对国际竞争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产权的障碍，分散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并购和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得以迅速扩张；二是家族制企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家庭式管理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扩大再发展；三是营销方式的落后，温州需要从过去的“百万购销员”打天下向现代营销方式进行转变；四是企业缺乏核心的竞争能力，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　 随着温台两地经济改革的深入，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很自然地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不禁发问：温台还能担当中国改革的急先锋吗？ 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说，温州模式已经走过了１７年，回过头来看，温州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在早期，温州模式解决的是像温州这样既没有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又没有人才、技术优势的地方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保证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在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后，过去那种“传统经济＋温州人创业精神”的温州模式，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显现出“传统经济的提升＋新经济的发展＋温州人的创新＋现代文明”的新特征，可以称之为“新温州模式”或者“后温州模式”。这当中有两个层面的显著变化，一个是企业创新，一个是政府创新。实际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温台地区这两个创新的步子都已经迈得非常快。 企业创新，首先是企业组织模式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产权结构进行创新改造。温州企业以前多数是家庭制企业，现在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变革：一是股权扩大，由原来的家庭股东向社会股东分散。如正泰集团，以前有十几个股东，现在是１００多个股东。二是在不少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经营人员被吸收为股东，这是以前温州没有过的事情。三是许多企业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公司治理结构由原来的垂直管理构架变成了扁平式的组织构架。同时，温州企业原先的“低小散”状况有所改变，企业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已有一些企业将自己的优势与外部技术相结合，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能力。很多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研发中心或工作站，一些企业开始把研发中心放到上海、北京。此外，企业产品创新步子加快，企业既注重打温州牌子，也开始注重将自己的品牌与国际品牌对接，另外，企业管理也在创新，特别是企业文化创新。 政府创新方面，政府也在转变服务和引导方式。温州企业过去是以自发发展为主，现在则是政府主动来引导企业发展，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构建一个创新的平台。一个突出表现是：温州提出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程，强调以应用为主，“应用得好，传统产业就能够得到提升”。其次，政府变过去的大包大揽为幕后牵头推动，比如，办展览都是交给展览公司或行业协会，通过市场化运作，由企业自己来唱戏。政务公开透明度也在增强：每年政府大事向社会公布；每年政府向全市承诺办大事；市政府常务会请市人大列席；政府信息公众网开通，向社会公开政府各部门信息；每年都要请企业对政府服务水平进行评议。政府还重视环境建设，主要是政策环境建设，包括竞争环境、信用环境的建设。 “苏南模式”正在 脱胎换骨 江苏经济最大的“优势板块”是苏南，它也是我国东部最快的增长地区之一。它既代表着江苏省的形象，又直接关系到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横空出世，风风火火地铸造了近２０年的辉煌，鼎盛时占据了苏南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当时的中国经济舞台，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成了引人瞩目的“样板”之一。 时易势迁，随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