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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 孙绍振 许多文本分析之所以无效，原因在于，空谈分析，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入分析这一层次。分析的对象是文本的矛盾，而许多无效分析，恰恰停留在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统一性上。如认为《荷塘月色》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惟妙惟肖地反映了美好的“景色”。这从哲学上说，是机械反映论。就是那些注意到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矛盾的分析文章，也往往把文本当做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如认为《再别康桥》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离愁别绪，等等。其实这首经典诗作表现的矛盾很明显：一方面是激动——“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一方面又是不能放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一方面是和康桥再别，一方面又是和云彩告别。文本分析的无效之所以成为一种顽症，就是因为文本内在的矛盾成为盲点。许多致力于文本分析的学者，满足于为复杂的文本寻找一个原因，单层次的思维模式就这样流毒天下。这不能笼统地怪罪中学和大学教师，而应该怪罪我们这些研究理论的。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自觉，则无从下手。在面对文学经典时，这种困难就更为突出。因为文学形象天衣无缝、水乳交融，一些在方法论上不坚定的老师，在无从下手之时，就妥协了，就不是进行分析，而是沉溺于赞叹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把可操作性和操作性的系统化作为最高目标，但愿能对把具体分析落实到文本分析的系统工程上，有所助益。 　　第一，艺术感觉的“还原”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得不举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唐人贺知章的绝句《咏柳》，从写出来到如今一千多年了，仍然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这是个小儿科的问题，但是，要真正把它讲清楚，不但对中学教师，而且对大学权威教授，也一点都不轻松。有一位权威教授写了一篇《咏柳赏析》，说“碧玉妆成一树高”是“总体的印象”，“万条垂下绿丝绦”是“具体”写柳丝，柳丝的“茂密”最能表现“柳树的特征”。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观点：这首诗的艺术感染力，来自表现对象的特征；用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反映柳树的真实。这个论断，表面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实质上，是很离谱的。这是一首抒情诗，抒情诗以什么来动人呢？普通中学生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以情动人”，但教授却说以反映事物的特征动人。接下去，这位教授又说，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二月春风似剪刀”很好，好在哪里呢？好在比喻“十分巧妙”。这话当然没有错。但是，这并不需要你讲，读者凭直觉就能感到这个比喻不同凡响。之所以要读你的文章，就是因为感觉到了，说不清原由，想从你的文章中获得答案。而你不以理性分析比喻巧妙的原因，只是用强调的语气宣称感受的结果，这不是有“忽悠”读者之嫌吗？教授说，这首诗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二月春风似剪刀”一句“歌颂了创造性劳动”。这就更不堪了。前面还只是重复了人家的已知，而这里却是在制造混乱。“创造性劳动”这种意识形态性很强的话语，显然具有20世纪红色革命文学的价值观，怎么可能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贵族诗人头脑中？ 　　为什么成天喊着具体分析的教授，到了这里却被形而上学的教条所蒙蔽呢？ 　　这是因为他无法从天衣无缝的形象中找到分析的切入点，他的思想方法不是分析内在的差异，而是外部的统一：贺知章的柳树形象为什么动人呢？因为它反映了柳树的“特征”。客观的特征和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是动人的。从美学思想来说，美就是真，美的价值就是对真的认识。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寻求美与真的统一。美是对真的认识，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是教化。不是政治教化，就是道德教化。既然从《咏柳》无法找到政治教化，就肯定有道德教化。于是“创造性劳动”就脱口而出了。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具体分析的践踏。 　　其实，所谓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对象加以剖析，根本就不应该从统一性出发，而应该从差异性或者矛盾性出发。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是因为它不是等同于生活，而是诗人的情感特征与对象的特征的猝然遇合，这种遇合不是现实的，而是虚拟的、假定的、想象的。应该从真与假的矛盾入手分析这首诗。例如，明明柳树不是玉的，偏偏要说是碧玉的，明明不是丝织品，偏偏要说是丝织的飘带。为什么要用贵重的玉和丝来假定呢？为了美化，来诗化、表达诗人的感情，而不是为了反映柳树的特征。 　　但这样的矛盾，并不是直接的呈现，恰恰相反，是隐性的。在诗中，真实与假定是水乳交融，以逼真的形态出现的。要进行分析，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但如果不把假定性揭示出来，分析就成了一句空话。分析之所以是分析，就是要把原本统一的成分，分化出不同的成分。不分化，分析就没有对象，只能沉迷于统一的表面。要把分析的愿望落到实处，就得有一种可操作的方法。我提出使用“还原”的方法。面对形象，在想象中，把那未经作家情感同化、未经假定的原生的形态，想象出来。这是凭着经验就能进行的。比如，柳树明明不是碧玉，却要说它是玉的，不是丝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