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论文.docVIP

　　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论文 一、引言 用经济学方法重新解释经济史的变迁，已在西方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史是丰富而独特的，可迄今为止的研究却显得单调与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诺斯教授曾在他那本备受推崇的著作（1981）的中文版序言中敏锐地指出：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及其是如何演化的，这亟待作分析。如果引入新的方法，着眼于新的视角，我们或许会发现有不少历史迹象应当还其本来面目，甚至预示着中国的经济史需要重写。 本文将首先严格界定一些基本概念.freel，1986）曾归纳了两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它文明？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林毅夫（1994 ）将此概括为李约瑟之谜。 麦迪森（Maddison，1996）也曾通过详尽的历史考察表明，中国的经验更加令人困惑，两千年以前，它的经济实绩水平可能相似于罗马帝国，从大约公元500-1400年高于欧洲水平，但是中国人均收入从1400年到1500 年停滞不前，而西方则慢慢地赶上去了。他猜测，这恐怕是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不能并存（p.28）。而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则可以确认，其中的奥秘在于国家的过早介入。15世纪后的中国之所以开始落后于西方，显然是因为在那时，西方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国家相比，无疑具有创造现代文明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 三、中间层与二重结构 西欧封建主义的主要功绩是给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间层（注：从理论史的角度考察，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论及商业中产阶级（中间层的一种形式）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A·刘易斯（1955）阐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中间层的重要作用；F·布罗代尔（1979）曾考察了市场上层组织（即本文所指的中间层）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前面已经指出，西欧封建主义（尤其是庄园制）最鲜明的特征是平民与领主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封建领主得以发挥其特殊作用。他们一方面是介于君主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缓冲层，在面对外力的侵扰时，他们要保护其平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对其平民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因为领主与领主之间的竞争使其常常有诱因去遵守契约规定（诺斯，1981，p.147）。由于保护产权与遵守契约是有成本的，因此当贸易与交换规模突破领主的地理限制时，领主们也情愿把产权保护权转让给国家这个在保护产权方面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组织。由于原来处于领主保护下的平民此时已获稳定的财产权利，他们也就具有了与国家谈判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已不可能进行单方面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商业与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下，新的产权保护组织（如行会）随之出现，这些组织提供一套初步的规则，通过非官方的管理对成员的财产提供保护。到后来，基于同样的理由，产权保护也从这些组织转向国家（诺斯，1981，p.151）。结果， 国家通过供给制度产品保护产权而不介入经济过程实施控制，商人、企业家以及经济组织则自愿地支付一定的费用（税收）购买制度产品并消费国家的产权保护。这样，当领主退出后，自由民、商人和企业家则能够继续得到国家更为廉价的保护，而没有普遍出现国家介入的情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银行家和许多类型的经济组织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社会经济结构稳定的中间层。在布罗代尔（1979）看来，仅在西欧完成了市场上层组织的构造，这也许是上帝的错爱。由此可见，西欧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起码的产权与组织条件。 然而，中国的封建主义则缺乏导出中间层的机制。我们已知，西周封建主义具有自上而下的形成逻辑与征服后的控御性质，因此，封臣和贵族是作为君主的代理人去控制与管理平民的，这就决定了，在君主控制能力强大时，封建领主不会发挥多少缓冲作用，而当君主力量式微后，他们却都纷纷各自转变为新的君主。领主的不同作用决定了中国与西欧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在西欧，领主处在经济社会的中介位置发挥着缓冲作用，因而形成一种君主-领主-平民相互制衡的三重结构；而在中国，贵族要么受制于君主，要么完全脱离于君主，它始终没有扮演过象西欧封建领主那样的角色，结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二重性质。进一步地，由于中国封建领主与平民间的关系具有强制性，因此不难设想，平民时常怀有不满情绪和对抗心理，他们不免存有从这种关系中脱身以寻求更能满足其偏好的制度的愿望。随封建主义解体而出现的官僚等级体制正好迎合了这种偏好。这种制度除了使他们走出原有的那种强制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使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迁机会与选择自由。仅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平民与新的官僚力量联合在一起战胜了封建（贵族）主义。结果，原来依附于贵族的平民变成了新的国家的经济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