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事业理论.doc

事业理论 在相当长时期里，也许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以来，一直没有产生过像今天那样多的新的重要的管理技术：诸如缩小经营规模论、利用外部资源论、全面质量管理论、经济价值分析论、标准比较论、重组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有力的工具。然而，除了利用外部资源和重组外，这些工具的作用主要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做已经在做的事情。它们都是“如何做”的工具。 而“做什么”今天已越来越成为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那些长期来一直很成功的大公司。像下面这样的事情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某家公司昨天还是超级明星，一转眼却变得停滞不前，挫折重重，麻烦丛生，而且常常陷入似乎是不可控制的危机中。这种现象决不仅仅限于美国，在日本、德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典等也屡见不鲜。这在企业之外的组织中也一样发生——像工会、政府机构、医院、博物馆、教会等。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里这样的事情似乎甚至更难控制。 在几乎所有这些危机中，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事情做得太差，甚至也不是做了错误的事情。在大部分情况下，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没有成果。用什么可以说明这种明显的悖论呢？组织赖以建立和经营的设想已经不再适应现实。这些设想形成组织的行为，决定它们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明确规定它们认为有意义的结果是什么。这些设想围绕着市场，指明顾客和竞争对手，认识他们的价值和行为；这些设想也是关于技术和技术的能动作用，一家公司的长处和弱点等等。这些设想涉及某个公司之得到回报的东西，我称这些设想为一家公司的事业理论。 每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为企业，都有其事业理论。确实，一个清晰、和谐一致、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极为有力的。例如，1809年，德国政治家和大学者威廉·洪堡根据全新的大学理论创立了柏林大学。随后的100多年直到希特勒的崛起为止，他的理论明确了德国大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学术和科学研究领域。1870年，第一家通用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创立人，首任总裁格奥尔格·西门子也提出了同样清晰的事业理论：通过工业发展运用企业家的资金来统一仍然处于农业化的分裂的德国。自它创立后的20年间，德意志银行成为欧洲的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尽管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和希特勒的统治。19世纪70年代，三菱公司根据一项明确的全新事业理论创立起来，在10年内，它成为正在崛起的日本的领袖企业，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成为首批真正跨国经营的公司之一。 同样，事业理论也解释了如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成功（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也解释了它们面临的挑战。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众多大型的成功的企业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它们的事业理论已经不再有效了。 每当一个大型组织陷入麻烦时——特别是当它多年来一直是很成功时——人们总是指责它反应迟钝，自我满足，傲慢自大，官僚机构庞大等等。这些解释合理吗？也许。但只不过是相对正确的。看看美国大公司中最近陷入麻烦的两个最明显的并受到广泛批评的例子，所谓“傲慢的官僚主义”。 从计算机诞生之日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就坚定地相信它将一日千里地发展。公司认为也能够以精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未来将和中央工作站以及日益强大的计算机主机联系在一起，通过它们，庞大的终端用户群得以接入。一切现象——经济学、信息的逻辑、技术等等——都导致这个结论。随后，当这种以中央工作站和大型主机为基础的信息体系似乎确实产生时，突然间有两个年轻人拿出了他们的首台个人电脑。每一个计算机制造商都认为这种个人电脑是荒谬的。它没有记忆体，没有数据库，没有速度，或者说没有成功所需的计算能力。的确，所有计算机制造商都认为个人电脑必定会失败——这个结论正是数年前为施乐公司所得出的，当时该公司的研究小组实际上已经造出了首台个人电脑。然而，当这个私生的怪胎——先是“苹果”电脑，后来是“麦金托什”电脑——来到市场时，人们不仅喜欢，而且掏钱购买了。 在历史上，每一个成功的大公司在面对这类意料之外的事情时，总是拒绝接受。“这只是一种愚蠢的小玩意，3年之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蔡司公司总裁1888年见到柯达公司的勃朗尼照相机时这样说道，当时这家德国公司是世界摄影市场上的老大，正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一个世纪后的计算机市场一样。大多数大型主机制造商对个人电脑的反应也差不多。可以列出一长串厂商的名单：在美国有数据控制公司、尤尼瓦克公司、宝来公司、NCR公司等，在欧洲有西门子公司、尼克斯多夫公司，布尔机器公司，ICL公司等，在日本有日立公司和富士公司等。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大型机的霸主，其销售额等于其他制造商加在一起的总和，利润是创纪录的，它可以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它也应该这样反应。然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却立刻把个人电脑作为新的现实接受下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它把那些业已证明并经过时间考验的政策、规则和规定都放在一边，立即设立了不是一个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