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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行 台湾新儒学与自由主义 作者：蔡振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一 前言 　　1949年以后，台湾在文化上的论争大致延续传统与反传统的论点。反传统阵营标榜自由主义，可以雷震所创办、胡适担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1960）为代表，台大哲学系的殷海光（1919—1969）尤为其中的大将。传统阵营可以港台当代新儒家为主，始于1950年徐复观（1903—1982）、张丕介等人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民主评论》创刊之后，徐复观与《自由中国》展开对传统文化的论战，藉之说明他们对西化的看法及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用心。这场论战虽是新儒家迫于客观情势的响应，但至少确立了他们在文化态度上的主轴。1958年新儒家的学者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理论上主动地开创新局，并在牟宗三先生“一心开二门”的理论体系之下，完成了由内圣到外王的“民主科学开出论”，主张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所应当伸展出来的文化理想。 　　从结果上言，主张传统的新儒学将“制度化儒学”（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 转换成“思想型儒学”（Intellectual Confucianism）而走入学院的哲学体系中；而反传统的《自由中国》则扮演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启蒙角色，影响日后的反对运动。这两大阵营的走势，一方面解构了国民党长久以来所建构的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使得儒学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儒学消退之迹象，明显表现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统独”论争上。在这场论争中，台湾新儒家的论点并未明显地被提出来。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除了新儒家学者不喜欢参与政治之外，也暴露新儒学逐渐失去对现实变迁的响应能力。儒学应该如何发展或是如何面对社会变迁？这容许有见仁见智的看法，而本文所尝试的讨论，则是由台湾2000年前后的认同论争，重新回顾代表新儒家的徐复观与代表自由主义之殷海光的论点，以说明“儒家自由主义”之可能发展。 　　二 台湾认同问题的理论模式与对文化的态度 　　随着台湾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逐渐确立起自身作为拥有独立性的实体地位。另一方面，在党外的民主运动带动下，日益强大的市民社会也占有了与国家相抗衡的地位。政治倾向的多元化，使政治权威所扶植的儒家思想遭受到严重的侵蚀。当国家意识形态逐渐解体，政治自由化的历程开展之后，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效应及其长期影响下的统独问题，遂逐渐公开。尤其在朝野党派利用省籍对立作为政治筹码及选举动员的原则之后，“统独”或认同问题受到一再的激化。在此情形下，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思考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样的国家，成了政治上的重要议题。 　　台湾的“国家认同”论述众多，依其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民族主义的思路回答认同问题，讨论的重点在于台湾能否跳脱中华民族的范围，而具备“独立民族国家”的条件。第二类是“自由主义”的理路，他们强调宪政制度或公民权利，才是决定国家认同的选择要件。第三大类是激进（基进）主义的立场，这类思考者不但不认为国家认同是重要的问题，而且认为强调国家认同问题，会导致社会大众忽略了最该被关切的弱势族群问题。对他们来说，统独皆不能改变边缘族群被剥削宰制的命运，只有超越统独、诉诸边缘战斗及国际性结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在这三种类型的国家认同理论中，激进（基进）主义的立场有其严肃的一面，然而由于他们对现存文化采取颠覆的立场，在论旨上与本文的主题较远，以下暂不讨论。其次，自由主义的立场虽然不排除民族与文化是有意义的存在，但他们以为国家认同不必以之为基础，也不必遵循民族主义的思维，因此本文也略去不谈。本文所关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论述是否受到当代儒学的影响？ 　　（一）民族主义类型的认同理论 　　因为当代所谓的“国家”是以近代西方所兴起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为典范，而民族国家常被界定为“由同一民族（或一个主要族群）所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因此谈论国家认同理论最常见的理论途径是民族主义的思维。中国人使用“民族”时所表达的意思常是“国族”的意义（如“中华民族”即是），因此，以民族主义考虑国家认同就成了自然之事。 　　民族主义最普通的解释是：“每个个人认为各个个人均应向民族国家效其最高的世俗忠悃的一种心态，它是一种把民族国家的福祉看作最为重要的政治、社会哲学或信条。它也是一种可以使各个社会得以紧密结合，并使权威得以合法化的政治信条。民族主义最重视民族国家，无论其为现存的，或者期盼中的；它不仅把民族国家视为理想的、自然的和正常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各种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架构”(11)。从以上的定义可知，民族主义提供了人类归属感及特定历史命运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