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泰淳 作家武田泰淳的上海因缘和上海意象.docVIP

武田泰淳 作家武田泰淳的上海因缘和上海意象 作者：徐静波 中国比较文学 2013年03期 　　一、武田泰淳的上海因缘 　　在二战以后日本文坛上崛起的新作家群，或者称之为“战后派”的作家中，无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其作品中所关注的对象，武田泰淳(1912-1979)恐怕是最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人。虽然他的文学活动，差不多从193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为他赢得小说家声誉并在日本文坛受到广泛关注的，则是缘于1947年积集出版的大半以中国为题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才子佳人》和同时期陆续发表的“上海物”。所谓”上海物”，就是以武田于日本战败前后在上海将近两年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撰写的文学作品。与武田具有相似经历并在战后也有“上海物”问世的尚有小说家石上玄太郎(1910-)和堀田善卫(1918-1998)、阿部知二(1903-1973)等，但以武田与上海乃至中国的因缘最为深刻，他的“上海物”无论从量还是影响力而言，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武田泰淳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东京市本乡东片町的潮泉寺(属净土宗)，父亲是寺院的住职。从武田后来的自叙来看，在寺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应该已经具有阅读汉文汉诗的能力，父亲曾为他讲授中国的《十八史略》。在浦和高等学校文科甲类读书时，经常在图书馆里阅读“国译汉文大成”本的《红楼梦》及鲁迅、胡适的作品，《水浒传》也是他的最爱之一，还曾试作了20篇汉诗[1：596][2：93]。1930年他18岁时，还前往附近的一所私立外语学校学习现代汉语。这一时期，他应该已对中国文学或中国真心萌发了兴趣。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从浦和高等学校开始，武田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左翼，加入了反帝组织。 　　1931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同级的同学中有竹内好(1910-1977)等。大学期间，武田依然参加左翼组织的活动，并因在中央邮局散发鼓动罢工的传单等前后遭到3次逮捕，被拘押了一个月。这期间他很少去学校听课，第二年就退了学。不过这一时期，他经常去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翻阅或购买中国图书，结识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后来圈子逐渐扩大，互相教授中文和日文，这是他与中国人交往的开始。 　　1934年，因不满帝国大学内中国文学的研究仅限于故纸堆的沉闷风气，竹内好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主要着眼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评论，武田自始至终是该组织最主要的核心成员之一，并为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中国文学》)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早期的有《昭和十一年中国文坛的展望》、《抗日作家及其作品》等16篇。 　　武田与上海的因缘，起始于1937年10月。其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武田突然收到当局的征召，作为第一乙等步兵补充兵，被编入辎重输卒队派往华中地区。在此之前，对于热切关注中国、有志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武田来说，自然是期望有朝一日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却不料竟然是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形式，其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数年后竹内好在回顾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所带来的冲击时说： 　　坦率地说，我们对于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引译者注)一下子是难以认同的。疑惑令我们感到痛苦。我们热爱支那，因对支那的热爱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己的生命。支那不断地成长，我们也获得了成长。我们确信如此。及至支那事变爆发，这一确信遭到了轰毁，被无情地撕裂[3]。 　　这里所说的“我们”，自然包括了研究会骨干的武田。这段话吐露出了当时这一批人内心的纠结和苦闷。 　　1937年11月，武田在上海的吴淞登陆，到达上海南市的中山医院，被分配在卫生材料厂做后勤事务。他在当时致研究会同人的信函中这样描述了自己在上海初次所见到的中国： 　　我第一次见到的支那的房屋是弹痕累累的断壁，我第一眼见到的支那人是已经腐烂了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尸体。学校里倒塌了的课桌上是满是尘泥的教科书，图书馆内全套的《新青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杂志被雨水打湿了。这场景显然像是令人心碎的文化破坏[4：241]。 　　这段文字与同时代被军部派往中国战场的所谓“笔部队”的作家们描写的日本军人如何勇敢或如何与当地的中国民众友好亲善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久武田又随部队辗转到了杭州、徐州、安徽和武汉等地，两年后退役归国。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武田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战争体验时说：“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痛苦和令人厌恶的。”[5：38]竹内好后来评论说：“那一时段的体验和在中国的思考，可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6：230]“武田的精神的转换——也可称之为生的自觉，是由出征这一体验所带来的。两年的兵营生活，让他变了一个人。”[7：272]两年的兵营生活，上海的一段经历自然也在其内。 　　回国后，武田撰写了几篇在中国的见闻和杂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