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doc

行政法平衡理论的意义 篇一：浅谈行政法的平衡理论问题 浅谈行政法的平衡理论问题 罗豪才 平衡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研究平衡论，是为了解决中国行政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 平衡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阐述，是在我与袁曙宏、李文栋合作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上，题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平衡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比较丰富的内容体系。 到现在为止，平衡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余部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被收录编辑为《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三辑。除此之外，代表性的著作还有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宋功德：《行政法的均衡之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当然，平衡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目前还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仍然处于讨论和发展当中。 一 平衡论提出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平衡论最重要的背景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治理的兴起。 1、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 在“文革”之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包括行政法学在内的中国现代法学开始复兴。这次转型为中国行政法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的经验，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形成了高度垄断的管理主义模式。这一时期的行政法理论主要援引苏联的学说，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在这种观念下，行政法制往往成为管理相对人的工具，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畅通表达和有力维护。 与此相反，行政法是否应该严格控制行政权呢?1984到1985年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研究司法审查制度。在与一些学者的交流过程中，我意识到，美国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为目标，这种模式可能符合美国国情，但未必适合中国。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者盖尔霍恩(Walter Gellhorn)教授也指出，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走自己的路”，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我们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来探索具有中国 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 2、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是家长式的管理者，是唯一合法的管理主体，以秩序为导向，采取封闭式、单向度的管理方式。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能力不足、效果不佳，正当性也存在疑问。在新的形势下，国家既可能是管理者，也可能是服务者、监督者、辅助者，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社会、市场在具体事项上的能力和需求做出情境化的判断。 与政府角色变迁相关的是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共治理是一种多中心的复合式治理，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多元的，治理是既有输入也有输出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过程，具有广泛公众参与的特点。 3、《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争议 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一次正式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我国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展开过激烈争论，即行政法是要“控权”、“保权”，还是“既要保权又要控权”。当时，我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副组长，亲历了起草过程和其中的争论。最终，《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宗旨，可以说是吸收了“既要保权又要控权”的兼顾论。 (二)学术背景 80年代中后期，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开始对行政法学理论基础展开了初步讨论，先后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论”、“人民政府论”等观点。这些观点极具开拓性，但尚未完全摆脱法律阶级性等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理想类型的方式，梳理和归纳了管理论和控权论两种行政法模式。 在管理论的模式下，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二者法律地位不平等，行政权优先于个人权利，公民处于被管理、被支配的地位，强调通过维护行政特权保证行政管理的秩序和效率。 在控权论的模式下，行政权和公民权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权利至上，行政权是必要的“恶”，行政法就是控制行政权的法，要通过立法、司法、程序等手段严格控制行政权，以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 我们认为，虽然管理论和控权论是两种对立的理论模式，但二者都是以“权力”为视角，即以行政权为核心，或者强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或者强调对行政权的维护和保障;二者都不重视相对方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反思传统行政法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吸收两者的合理成分，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提出了行政法的平衡论。 二 平衡论的基本主张 平衡论是主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