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和工资集体谈判制的理论基础.doc

《劳动合同法》和工资集体谈判制的理论基础 　　一、前 言 　　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新古典经济学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社会视为简单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将现实存在者都视为实现了最大化效用的优秀者，将基于力量博弈均衡形成的社会制度也视为有效合理的。诺思就指出: 经济学家的行为假设并非意味着所有人的行为都与理性选择相一致。但是，他们却从根本上依赖于这样的假设: 竞争力量能使那些按照理性方式行事的人幸存下来，而另一些不这样做的人将被打败; 因而在一个演化的、竞争的环境(符合所有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稀缺和竞争的基本假设) 中，能被不断地观察到的行为一定是出自于那些按照这种标准行事的人。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新自由主义的先驱人物弗里德曼，他写道: 除非厂商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而使行为近似于回报最大化行为，否则，他们不太可能持久地维持生意……不论何时，只要这一决定因素碰巧导致了与理性的、信息完全的回报最大化相符合的行为，生意就会兴旺发达，进而获得可以扩大经营的资源; 反之，生意将会亏损，企业将会丧失资源，只有从外部不断引入新资源才能苟延残喘。于是，“自然选择”的过程确立了该假说的有效性———或者说，给定自然选择，该假说恰当地概括了生存条件，这一判断成为了人们接受该假说的主要依据。正是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在认知上将人类生活世界看成和谐一致的，并坚持“存在即合理”的信条; 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不能也不敢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是热衷借助于复杂的表述(建构性的模型或选择性的数据) 为现状进行辩护。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庸俗化，这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从而热衷于对现象的功能性解释; 二是追求形式上的优美，从而走上了形式化的数理道路。就前者而言，它从自然主义思维出发，将现实存在等同于合理，视为是每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并进而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从而就缺乏否定和批判意识，陷入马尔库塞宣称的单向度状态; 现代主流经济学也逐渐蜕化为一门解释现象而不是发现问题以及改造世界的学问。就后者而言，经济学为了追求形式上的优美，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将人类个体还原为只具动物本能又高度理性的矛盾原子，并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打造出一系列的数理模型，从而逐渐走上了形式化的数理道路，并陷入了与现实日益相脱节的状态。正是内含着强烈的庸俗化特质，现代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日益相分裂，在其他社会科学努力关注贫困、剥削等现实问题并推进社会制度改进之时，它却热衷于通过超验的数理模型来解释它的合理性，把对收入再分配等的关注都视为一种道德范畴而非科学研究; 相应地，大多数“主流”经济学人的言行也就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的诉求，甚至将社会大众对其权利的维护都视为非理性的，这典型地体现在对待《劳动合同法》和集体谈判工资制等的态度上。本文就此进行阐述。 　　二、自由的内涵及其社会制度要求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从自由劳动、自由交换和自由决策等角度来强调维护个体自由的意义，从而倾向于简单地将基于力量和供求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经济，其经济政策也是简单地主张市场规则和自由放任。然而，新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存在明显的浅薄性。其实，自由的本质内涵体现为个体能够过他们自己想过的那种适宜生活，它往往会受到内在自我和外在他者的制约。其中，内在自我制约主要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自身能力，而外在他者制约主要源自权力结构的失衡。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个人自由根本上就是指社会个体不受他人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个体追求自由生活的行为不受他者的制约和阻止。同时，对个体自由构成制约、剥削、压迫和奴役的他者不仅包括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也包括其他社会个体。那么，一些个体为何会遭受其他个体或组织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呢? 关键就在于他们的权力是不平等的。 　　事实上，危害自由的根本因素就在于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导致分配规则的不公正，并由此衍生出种种的社会异化。而且，权力越集中，分配规则就越不公正，社会异化现象也就越严重，少数强势者就越能够剥削、压迫和奴役多数弱势者。奥克肖特等就强调，自由是建基于一种由众多相互关联的制度和个人倾向所构成的联合体之上，它表现为对压倒一切的权力集中制的憎恶。他写道: 自由既非源于教权与王权的分裂; 也非源于法治，或者私有财产，或者议会政府，或者人身保护令制度(the writ of habeas cor-pus) ，或者司法独立; 它也非源于我们社会千千万万的设计、制度安排和特点中的任何一个; 它源于所有这些标志和代表的意义，即我们生活的社会没有权力的高度集中。只要权力的分散是不充分的，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自由是不完善的。假如任何一种利益或者各种利益的结合需要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