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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是指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执行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职能的一种强制力量。行政权力在法律上表现为行政机关的职权。既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也是行政机关的权力，是职责和权利的有机统一，是权利的特殊表现形式。行政体制是行政权力物化的结果，是各种行政组织、行政制度和行政关系的集合体。行政体制的内涵理解行政体制是行政权力物化的结果，是各种行政组织、行政制度和行政关系的集合体。传统公共行政的行政责任观界定为一种正式的、层级制的法律责任观。广义的行政责任既是道德责任问题也是法律责任问题，行政责任的实现既要外部控制机制，也需要道德责任心的心灵内控机制。责任被广泛地界定为包含了一系列政治责任、法律责任、专业责任、道德责任和民主责任的一种复杂的责任。新公共管理的责任观与传统行政责任观的差异第一，责任测量和控制的对象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测量和控制的对象是投入，新公共管理测量和控制的对象是结果，新公共管理相当重视结果，其责任的焦点就在于满足出成果的绩效标准。第二，负责任的对象不同。在传统公共行政那里，行政人员是向民选官员或政治领导人负责，但在新公共管理那里则是对他们的顾客负责。责任就是满足直接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偏好。第三，负责任的途径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把加强控制作为负责任的主要途径，而新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职能的民营化作为负责任的途径本文由fdzhangxue贡献pdf文档可能在WAP端浏览体验不佳。建议您优先选择TXT，或下载源文件到本机查看。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口廖泽平内容提要：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历史上对腐败成因的探索大致有三种类型，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都未能很好地揭示腐败行为是如何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指出，政府公职人员选择腐败行为与公众选择反腐败行为都是一个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惫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就此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议。所采取的非规范的行为方式，认为在物质财富匮乏的状况下最易发生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纵观历史，对腐败的论述大都偏重于从法律、制度等外部措施上预防、惩处腐败，而对腐败产生的内部机制则不太注意。即使有之，也往往失之片面。因此，根治腐败的对策也就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有关观点，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企求能对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有所启示。按照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发生的，都有特定的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腐败，归根到底是政治行为的异化，它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多数学者对腐败原因的分析也大多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其一是主体论。它从权力主体方面寻找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诸如人性说，它将腐败归结为人类本性或个人品质的缺陷，认为腐败的产生在于人类贪得无厌、趋乐避苦、自私自利的本性，或个人贪图享乐的恶劣品质；需要说，它将腐败视为因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的行为，故而腐败的过程便是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的过程；道德说，它将腐败现象的发生看作个体贪婪邪恶的追求能力与道德标准选择结合的结果，认为公职行为的腐败是权力和道德规范蜕变的结果。其二是客体论。它从趋附予特定权力的人们行为方式上去探索腐败根源。如纯客体说，即认为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公职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客体一制度说，即从客体对权力的腐蚀行为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寻找腐败的根源，它将腐败过程描绘为：特定的不完善的制度弊端刺激客体——客体施发腐蚀行为——权力腐败——产生示范效应，导致腐败范围的扩大，其典型是寻租理论。其三是环境论。它深入到权力的生态环境（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中去寻找腐败根源。它又分为结构说、传统说和价值说。如詹姆斯?司各特认为，东方人送礼的习俗“深深根植于社会联络和地位差异的精密网络中”，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就行为本身而言，在这些社区并不视为一种腐败，但“随着西方制度形式的引入使得传统的礼物交换转换为腐败”。存在交换现象，因此，可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腐败行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从主体、客体和环境三方面分析腐败产权钱交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在不断滋生蔓延。从表面上看，权钱交易是国家公职人员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公共权力生的原因，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主体论难以解释为何在物质财富较丰富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腐败也难以遏制；客体论难以解释大量非寻租腐败现象的存在；环境论更难解释在同一生态环境中运行的公共权力，为何有的发生腐败，有的则没有。即使如此，三种分析模式都提供了一种解释腐败原因的思路。但是，它们均没有解释清楚行为主体是如何使潜在的腐败动机和机会变为现实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