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九流十家’.docVIP

從《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看漢人對先秦子學分派之取捨標準 輔仁大學博士班 諸葛俊元 緒論—兼談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一般談到先秦子學之分派，並然會提到所謂的「九流十家」，並認為這是出自於《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的說法。「九流十家」這個詞中，「家」乃言其學說之總體傾向，「流」則言其學說的源流脈絡。由於〈諸子略〉在最後總論時提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故後世學者便提出了「九流十家」這個名詞，並將「小說家」排除於「九流」之外，視為「不足觀」的一家。換言之，「九流十家」並非語出於〈諸子略〉，而是後人將班固之說掐頭去尾而成的套語。雖然「九流十家」一名源自於《漢書．藝文志》，但後世學人在運用此一術語時，多半帶有先秦學術思想總稱的味道，並不僅只是延襲著班固為先秦學術所作分類的標準以及對諸子學說之間的優劣判斷。因而在術語背後所代表的意涵上，並不等同於班固，而是因時而變的流動性概念。 事實上，班固雖於〈藝文志〉開頭便提到，西漢末年劉歆所著之《七略》為〈藝文志〉之張本，但若要談漢人對先秦子學的總評價，則始於西漢初年司馬遷之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引《鬼谷子》「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一句為說，認為身為君主，最好同時也是個能「體道」、「守道」的聖人，即便不能兼為聖人，也應該努力地朝著聖人的路途邁進，以「道」作為治理天下的最高指導原則。也就是說，他對於理想中「治理天下之人」，期望是個能夠「體道」的聖人或是朝著此一方向前進的人。在他看來，諸子學說的本質，是培養出一批能開拓君王觸角的賢臣，最佳狀態是能構築出一個以「道」為中心的聖君聖臣。各家學說的歧異性，就司馬談看來，不過就是「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只要能夠合理的運用，避免過度的發展，必然能合於世用。但那理想中「治理天下的至高原則」，司馬談則是將之歸給了道家：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 司馬談將道家的「事少而功多」與儒家的「主勞而臣逸」對舉， 至於班固則不然。班固對這兩個關鍵議題有個整體的說明：「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他認為作為理想中「治理天下之人」，應是個以「知人善任」作為主要德行的聖王、明主，而諸子學說所要達成的，是培養出能輔佐君主達致國治天下平的能臣。他不期待君王與臣子能有超越常人太多的道德屬性，只求家國天下能達到儒家經典《六經》所勾勒出來的理想社會就夠了。 從以上的簡略說明可知，在司馬談的政治思維中，人治主義的色彩極為鮮明，雖然以形上的「道」作為治國準繩，但「守道」、「體道」以「行道」的主體，卻都必需是「人」，特別是君王。班固的想法則比較不是那麼地依賴「人」，雖然他也是人治主義者，但基本上他已將《六經》視為一個政治行為的基本規範，在看得見、摸得著的經典底下，「人」的特殊性就比較不明顯，形成一種相對的人治主義(相比之下，司馬談當然就可算是絕對的人治主義者了)。二者理路的差別，當然來自於各自所處時代諸多因素所影響，但不可諱言的，漢家天下的「尊儒」政策，以及諸子學說入漢之後的進一步發展，才是二人思想差距的主要形成原因。 正如同《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般，班固在討論「九流十家」時，亦有其既定的觀念存在。二氏同樣認為，先秦諸子學說最大的目的，是治平天下、造福人民，不同的是，司馬談認為諸子以道家為優，而班固則以儒家為勝。此中差異的來源，主要來自於二人對「治理天下之人」與「治理天下的至高原則」二大議題有著不同的詮釋。 因此，當我們想要探討「九流十家」一名的基本內涵時，便不能僅將之視為先秦學術的整體泛稱，而是要以一種系統的概念來看待經歷西漢十二帝長期發展後，東漢人心目中諸子學說的整體形象，進一步再談東漢學人對各家學說的核心思想認知為何。 儒家 當我們談到儒家時，總是極其自然地將孔子列為儒家第一人，而將六經列為儒家第一經典(統而稱之)。這是一個學術上的習慣，在班固眼裡卻不是如此。 班固有一段話說得最清楚：「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在這裡，班固口中的儒家，是一群以「六經」作為基本教材、以「仁義」為作思想核心、以「堯舜」之治作為目標、以「文武」之世作為楷模、以孔子作為精神領袖的知識份子，他們從上述六經、堯舜等對象中汲取養份，作為治世、應世的方針。至於孔子及其學說代表作《論語》，則是被提高至「六藝」的等級，與六經一樣，是為九流十家共同的取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