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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空空的镜框  —记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 一：访谈背景与人物介绍 二：回头寻找“偶在之所以成为偶在”的质地和根基 三：纪录缘于倾心所爱的表达 四：怎样思索 就怎样言说 五：用心灵去映照 访谈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一些电视人的意识有所觉醒，他们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眼界渐开。到了90年代初，当电视摄录一体化的设备在中国出现后，电子技术赋予了电视有别于电影的特色与本质—纪实性，它在声画合一中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至此，中国的纪录片的叙事形态开始从苏联老大哥传授来的“画面+解说+音乐”的单一模式中图为了。 当纪录片《望长城》吹来了纪实的清风时，在“宣传”和“说教”中昏昏欲睡的人们惊呼：纪录片还能这样拍！纪实的风潮，从此涌起。 回顾这20多年来中国电视纪录片所走的纪实道路，觉醒的意义更大于其过于强调纪实的偏执。应《电视艺术》编辑的邀请，围绕着这个主题，笔者曾对纪录片编导孙曾田做了一次长谈。 1992年，孙曾田创作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获得了1993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广播联盟大奖”而且也为中央电视台赢得了第一个纪录片国际大奖。该片还获得了1995年第九届“帕尔努”影视人类学电影节特别纪录片奖。随后，孙曾田在1997年创作的纪录片《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再次获得了1997年十一届“帕尔努”传记片电影节评委会奖等大奖。 人物介绍 孙曾田： 1958年5月5日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摄影专业，中国中央电视台任摄影导演至今。创作电视节目近百部（集）。现为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纪录片学会理事，国际纪录片协会会员，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 回头寻找“偶在之所以成为偶在”的质地和根基 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创作者的成功，关注的是创作者作品中的各种文化含量以及创作手法等，他们在寻找文本的必然，然而这种做法往往抽空了“偶在之所以成为偶在”的质地和根基，抽空了一种创作前的朴素性。而孙曾田所经历的，所想的都构成了创作的质地和根基，蕴含着创作者的思想和冲动。 孙曾田在谈论《望长城》的拍摄中说到，当时的摄像，大多是部队搞新闻、搞电教工作的，缺少一定得正规训练。但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反而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没有什么制约。加上他们又兵分四路，有时几乎到了指挥失控的地步。这反而切合了人们求变不羁的心理，符合了纪实应跟着生活走的本来路径，改变了摄像机跟着导演走的传统方式。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纪实的意识增强了。引用刘效礼的话说：“要生个不一样的孩子，丑也要丑的吓人一跳！” 在构思的过程中，我们当时可以借鉴的影像资料和理论思考几乎是没有的。从此，我的思路拓宽了，我想拍一些现实生活中自己真心热爱的东西，让我感动的东西，让我能从心里找到应对的东西。对于那种扛着摄像机，岁生活流程，走哪儿拍哪儿的做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想通过精心选择一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生活片段，通过记录浓缩了的真实生活，融进自己的思考。 仅仅记录原生态而没有艺术上的抽象，可能就没有普偏行了。一旦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也可能出现错误，升窄了、偏了。我把它做成作品，这就是我对他们生活的理解。认识是我自己的，素材是属于公众的。 纪录缘于倾心所爱的表达 在黑龙江塔河县的鄂族乡，“定居”给鄂伦春这个原本属山林游猎的民族，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和民族传统的断裂。山林文化与现代文民的碰撞，突出表现在新旧两代人身上。老一辈鄂伦春人在精神上与山林那种无法割舍的天然情感与后生们在现代文明的生活中对山林的漠视、好奇与无奈，最后完成了《最后的山神》的拍摄。孙曾田体验过这次创作后，更加确定了创作要遵从自己的心灵，去表达你倾心所爱的东西。纪录片的生命是真实的，那么创作者心中的真实应该排在第一位的。 人们在反思、人们在寻找。于是，就有了莫言对时代精神的阳痿状态不满而发出的“野性的狼嚎”；有了王朔的“痞子的纯情”；就有了贾平凹在“废弃的零度”那种茫然无以应对的性宣泄中，一次，一次的寻找；于是，有就有了创作者在不停的寻找心灵应对时，对原始文化的哀婉诀别。 在《神鹿》里，孙曾田想表达的同样是：人类应该考虑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不要让所有东西都单一化了。现在的实际情形是大文化都在覆盖少数民族文化。同时，通过片中人物的经历，呈现他们民族在这个时期痛苦的心理过程。 纪录片的纪实可以记录时间、记录过程，更能深入到心里、心灵的层面进行剖析和记录。 怎样思索就怎样言说 巴门尼德曾经说过：说和思是一回事。其实信仰、生活、说和思是一回事。那么拍纪录片就更是如此了。有些人做片子想的太多，总想把很多东西表现在片子里，结果主观的东西太多了。但是纪录片又不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