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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四大关系 60年前毛泽东同志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开辟了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先河。6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如何发展创造性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指导当今中国发展的指南。廓清“五大发展理念”的几个重大关系，把握实现中国发展飞跃的要领，对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有着重大意义。 一、廓清“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似两个自成体系重大战略，实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整体。“四个全面”是涵盖战略目标、战略举措、战略法治保障、战略政治保证的大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中国更长时期发展的指导方针，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力于“十三五”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时期。虽然“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共同的目标，有着相近的指导中国发展的战略地位，但立足点和着力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指导发展的立足点不同。尽管“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着眼于中国的发展，都把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要务，但“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立足于破解发展难题，以创新发展驱动发展均衡和结构优化，提高发展质效和品位;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发展的宏观和远景战略，以科学的大战略发展布局，保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乃至中国梦的实现。显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注重的是长远和宏观战略，“五大发展理念”侧重的是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的战略，存在着战略和实现战略的关系。弄清了二者的从属关系，就会避免在两大战略面前无所适从，犯“多中心”的错误，进而增强推进发展的科学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二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着力点不同。尽管“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但着力点不同，“五大发展理念”着力于怎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样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指导发展的方针;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于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保证，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可见，“五大发展理念”是党领导发展的具体方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包含发展的治国理政总方针，分明有着宏观与具体的总分关系。把握了二者这一关系，就抓住了发展变革的要领，主动地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中运用改革推进创新驱动，运用法治推进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更加自觉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三是内在逻辑的不同。尽管“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自身都存在着内在联系的共同点，但内在的辩证逻辑不同。“五大发展理念”突出的是“联系”，每个发展理念既服务和服从于发展品质的提升，又彼此配合破解发展矛盾和发展难题，形成了各有侧重、相互呼应的有机整体;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的是“因果”，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的性质，而在整体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其它“三个全面”有着因果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又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着因果关系，将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战略保障统一于“四个全面”之中。二者自身的内在联系告诉我们，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还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要注意它的整体性;同时也告诫我们，只有着眼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是真正的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方是把握了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真谛。 二、厘清“五大发展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凝聚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而“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党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摆正“好”与“快”、质量和速度的关系等发展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提出的解决中国发展矛盾和发展难题的全新发展理念，从而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发展矛盾的最新成果。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我们引用这段话，不是说“五大发展理念”，还需要实践中的再认识，而是说发现概括“五大发展理念”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五大发展理念”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首先要运用联系、对比的方法，树立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通过联系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联系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通过对比以前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发展理念，对比以前唯GDP增长的发展方式，从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长期和短期、自己和单位多视觉，体悟“五大发展理念”对本地区本单位乃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意义，对破解发展难题的重大作用，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一般认识到指导实践认识的理论飞跃，从而增强理论上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其次要运用问题意识哲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