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 (2).docVIP

论中西方爱情悲剧结局的文化蕴涵和美学意义 中西方戏剧中都有大量的爱情剧，“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中西戏剧的永恒母题。 爱情剧有喜剧，也有悲剧。喜剧的结局基本相同：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团圆。悲剧结局则大不一样：有情人不成眷属，甚至以男女主人公血淋淋地陈尸舞台作为结局，这往往是西方爱情悲剧的一大特征。而中国的爱情悲剧，即使有情人真不成眷属，剧作者也会设法用浪漫主义手法，以幻想的方式让他们“团圆”起来。同是爱情悲剧，为何结局各具特色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民族欣赏心理和审美追求是否紧密相关？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我国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孟称舜创作的《娇红记》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爱情悲剧。两剧主题相同—都颂扬了男女间真挚、热烈的爱情，反对封建势力对自由幸福爱情的摧残，但两剧的结局却不一样。 《娇红记》描写申纯和王娇娘为了追求自由婚姻，敢于同封建伦理和豪门贵族作斗争，最后双双殉情的悲剧。但作者并不以此作结，为了歌颂他们“两人皆一而终，至于段身而不悔”的精神，作者让男女主人公“仙圆”，以“合家作结，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的棠梨一对鸳鸯向九天展翅飞去”，一对情侣水远相伴相随。不仅《娇红记》如此，其他的爱情悲剧如《长生殿》、《牡丹亭》、《梧桐雨》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以“团圆”结局收场。这样的结局表达了人民对善良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了对邪恶势力不甘屈服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种不敢正视黑暗的、血淋淋的现实，以“团圆”结局来逃避现实，将矛盾冲突和谐化的心理倾向，这一弱点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先生在论及东方文化时指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精神是建筑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基本特征是向内调适。由于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便不可避免。在严峻的自然面前人们只能千方百计地调整自己去顺应它，于膜拜中力争“天人合一”。这种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中所滋蔓的“天人合一”的向内调适心态，向社会其它生活领域浸淫的结果，则必然产生竭力缓解调和伊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倾向。它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一元化的有机世界观和企求稳定和谐的实用辩证法。中国古代先哲也提出了许多成对范畴，看到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面，但他们不是强调双方冲突的尖锐性与必然性，更未认识到对立 面的斗争乃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的动力。他们最乐于申说的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和相互渗透，企求维持整个系统的均衡、稳定与和谐。老子以守雌、贵柔、无为来达此目标。庄子干脆以“万物皆一”的相对论取代客观事物的一切差异，从而标举反对任何斗争。而孔子为首的历代儒家则竭力倡导“和为贵”、“忍为德”的“中庸之道 ”调和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先哲们的哲学思想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则表现为悲喜相间，不把悲喜绝对化的“中庸”的艺术处理手法。即使是悲剧也有悲孔喜，有哀有乐。我国的一些戏剧理论著作待别强调和谐、适度。李渔的《闲情偶记》在总结剧本创作的“十忌”、“七要”时就特别指出要忌“悲喜失切”，“要安详”。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团圆”结局，在悲之后，加上小喜，使悲剧气氛得以缓和，使尖锐的矛盾冲突得以和解，正是以“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欣赏心理。中国老百姓大体上不欣赏悲剧。王国维 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比王国维早三百年的李渔说得更彻底“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阂；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为悲咽，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由此可见，血淋淋的大收煞、过于悲哀的结局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爱情悲剧则与此不同，更多的是从悲剧角度去表现积极的爱情主题。中国爱情悲剧往往遵循“悲一欢一离一合”的模式，西方则偏重于“悲一欢一离一死”的结构。 《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世仇，生死不移的爱情。莎士比亚精心地塑造了一对热情奔放，为情而生又为情而亡的纯情形象。然而凄惨的悲剧结局——两个热血恋人陈尸舞台，又与狂热而美好的爱情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悲剧更为驱人热泪、动人情肠，引人啼嘘。”莎翁的另两部爱情悲剧《奥瑟罗》和《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也都有着同样的结局。西方其他的爱情悲剧如《欧那尼》中的欧那尼与素儿在新婚之夜双双自杀；《费德尔》中的费德尔服毒自杀…… 为何西方的爱情悲剧有如此众多的死亡结局？这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的商业文化和作为其子体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化为基础的。这种文化的基本属性是以个人或民族或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