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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吴 承 学 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判文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①。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学术界对于古代文 体本身的研究就比较少，判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不过从更为开阔的研究角 度看，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尤其在唐代 ，判文是兼应用性与文学性于一身的特殊文 体，颇受朝廷、士人与民间社会重视，它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人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 且在文体 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 文学意义。 ‘ 一 、 判与唐代的选士制度和文化风气 判文盛行于唐代，其文体的形成应该有一个历史过程。判文起于诉讼之事，有所讼必 有所判，然最早判案不一定形诸文字，形式上可以 “片言折狱”，简单明了。只有当判案要求 以格式化、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形式对事情处理情况予以准确记录时，具有文体意义的判文 才真正形成。但是我们很难准确无误地确定判文文体形成的时代。吴讷 《文体明辨序说》： “古者折狱，以五声听讼，致之于刑而已。秦人以吏为师，专尚刑法。汉承其后，虽儒吏并进， 然断狱必贵引经，尚有近于先王议制及 《春秋》诛意之微 旨，其后乃有判词 。唐制选士，判居 其一，则其用弥重矣。”他从先秦的折狱开始追溯判的起源，这是很正确的。但 “其后乃有判 词”一语非常模糊，未能断定判词究竟始于何时。汉代判辞已经出现，如董仲舒的 “春秋决 狱”，不过尚未有明确的判文文体体制。由于文献所限，我们不敢妄断判文产生的确切年 代，但还是可以说，至少在六朝的中后期判文已经出现了。可惜唐代以前的判文留存不多， 《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仅收录三道。分别是 《全后魏文》卷五十五封君义的 《判窦瑗表改 麟趾制母杀父条》、《全隋文》卷二十高构 《武乡儿姓判》、卷二十五柳或 《高颊子应国公弘德 申牒请戟判》。现以封君义的 《判窦瑗表改麟趾制母杀父条》为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我劳悴，续莫大焉。子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在 情一也。今忽欲论其尊卑，辨其优劣，推心未忍，访古无据。母杀其父，子复告母。母 由告死，便是子杀。天下未有无母之国，不知其子将欲何之。案 《春秋》“庄公元年”不 称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齐襄，与杀公而不反，父杀母出，隐痛深讳。期 而中练，思慕少杀。念至于母，故经书三月夫人逊于齐，既有念母深讳之文，明无雠疾 告列之理。且圣人设法，所 以防淫禁暴，极言善恶。使知而避之，若临事议刑，则陷罪 ① 相比而言，海内外史学界对于判的研究较为重视。参考向群 《唐判论略》，《华学》杂志第2期，中 山大学出版社 1996年 12月。 文学遗产 ·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多矣。恶之甚者，杀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独求削去。既于法无违， 于事非害，宣布有年，谓不宜改。 从这道判来看，主要还是以儒家礼法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语言形态上虽多四言之 句，略讲文采，但语言总体还是比较朴素的，其它两道就更是质木无文了。唐前判文现存极 少，仅从这些判文来看，在语言上与唐代的拟判讲究骈化文采的倾向差异较大，但与真正 案判的差异并不明显。总之，唐前判文与唐判的差异主要在于与拟判的比较。唐代之前， 判文应该早 已成定体并且已经受到上层社会重视 ，判文的写作也成为衡量士人才华的一 个重要方面。《隋书》卷六十六 《高构传》说高构善于断案，所以隋高祖非常敬重他，曾对他 说：“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 所不能及。”这大概是现存文献中较早评论判文的记载 。从隋高祖对于高构的赞语来看，隋 代人已经开始看重判文写作的才能。 唐代判文之所以兴盛，与唐代科举制度有直接关系，唐代 由礼部主持科举考试，及第 者才具有作官的资格 。吏部则负责委派官职，唐代的士子及第后，要经过吏部考试即省试 后才能授官。吏部考查的主要内容是所谓 “身”、“言”、“书”、“判”，唐人杜佑谈到唐代铨选 制度时说：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日言，取其词论辨正；三E7书，取其楷法 道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 皆可取，则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凡选，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询其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