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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声音 　　摘 要： 张荫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国史纲》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学术的结晶。《中国史纲》是一部从先秦到东汉的通史，此书叙述朴实深刻，语言幽默简练，在学术界有很好的评价。本文从《中国史纲》的三个特点：重实证、重文化和文笔优美入手，探讨张荫麟的史学思想问题。 　　关键词： 张荫麟 《中国史纲》 史学思想 　　 　　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光文博识，学贯中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史学家，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所建树，被认为是“第二梁任公”①，同时他还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的称誉，可惜英年早逝。他对新史学最重大而又具体的贡献就是通史教材原理的发明即《中国史纲》，这是他一生中最精湛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他精研史学原理的结晶。《中国史纲》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万字，却是从先秦写到东汉的一部通史；它虽短小精悍，却处处体现出了作者的“博雅能文”②。 　　 　　一、重实证 　　 　　“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这些项目要到有文字记录传世的时代才可得确考”③。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从商朝开始写的，而书中写对于商朝的描写，也并没有如传统的教科书一样以时间为顺序，以传说故事为开始来写商朝的建立及发展，反而是根据文献记载如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对商朝的文化作了一个描绘，包括农业、渔业、牧业等生产副业，青铜器、陶器、牙、骨等雕刻工艺，居室、交通工具、社会组织、俘虏、商业、甲骨文等，而作者对于这些东西的描述，完全是以考古发掘之物为基础的，把当时的考古成果进行了细致的排列和说明。因为他“认为不可能依据那些未经考古材料所证实的史料”④来编写历史，作者的这种安排虽然略显凌乱，与大家以往所见到的历史教材不同，但这种安排确实很符合我们“以物为证”的心理认知习惯。 　　对于商朝的历史，作者从实证出发，用了不到四百个字来述说：“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六百年间，可考的大事除了六次迁都，除了对鬼方的大战，除了最后直接间接和亡国有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转衰的循环。”书中还分析了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商朝末年，一种叔世的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狂饮烂醉的风气普遍于君主、贵族和庶民。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而书中的这个分析是建立在周公“不知稼稿之艰难，唯耽乐之从”的评价之上的⑤。对商朝的灭亡，在文字记载和传说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张荫麟采取的是见于史册的周公之辞，可见，作者是十分重视实证的。 　　在中国历史上与实证同时存在的还有不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说，作者也不是全部抹杀的。只是相对于传说而言，作者更倾向于实证，能够以所知的实况作为鉴别传说的标准。虽然“我们若从夏朝再往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离奇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⑥，但是，本书中也还是采用了一些神话故事和传说，如：“据说禹所继承的君主是舜，国号虞，舜所继承的是尧，国号唐。当尧舜之世，天下为公，而不是一家一姓所得私有的。尧怎样获得帝位，传说没有照顾到。舜本是历山（在今山东）的农夫，有一串故事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贤兄，又有一串故事（如他在哪里耕种，哪里的农民便互相让界等）表明他是一个理想的领袖。”⑦其实，关于夏朝的历史，作者认为只能“在后人关于夏朝的一切传说和追记中”“抽出比较可信的事实”⑧。 　　在阅读本书时，我们可以知道张荫麟虽然没有以美妙的传说故事为依据来编排历史，却对某些历史现象有大胆的推想，如：“关于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在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周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基，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个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⑨在实物的基础上进行联想，可以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给读者提供需要进一步求证的提示和线索。而这种推想符合了人们在碰触到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事物时，对其进行猜测求证的日常思维习惯。 　　 　　二、重文化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提到四种笔削的标准，而其中的“文化价值的标准”就是张荫麟写作时采裁史料所秉承的一条标准，在这本通史中，他线条式地勾勒了朝代的始终，对战争，他着墨很少，而对于文化，他则是浓墨渲染。春秋战国是一个以战乱为主的年代，但是，在作者的笔下，我们却很少能够看到战场上那种震天动地的厮杀。可见，那些血腥的战争并非是作者描写的重点。 　　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者用霸国和霸业（内容包括楚的兴起，齐的兴起，晋楚争霸，吴越代兴，郑子产）与孔子及其时世（内容有鲁国的特色，孔子的先世与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