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缓起诉制度比较分析.pdfVIP

内容摘要 内 容 摘 要 缓起诉起源于日本和德国，其产生并发展的直接动因在于日益严峻的犯罪 形势对刑事司法效率的迫切要求。20世纪60年代后，为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压 力，德国议会通过法律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不起诉裁量权。美国等英美法系国 家，虽基于私诉的传统和地方分权自治的政治因素以及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理念， 一直赋予检察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其缓起诉出现的直接原因也是犯罪形势 的恶化使得刑事司法资源相对匮乏。 上世纪90 年代末期，台湾地区学界力倡将刑事诉讼原实行的 “职权主义” 朝“当事人主义”进行修正。台湾地区 “法务部”于2002 年提出缓起诉制度草 案，经“立法院”于同年1 月17 日三读通过，并于同年2 月8 日公布，其增订 理由称 “日本之‘缓起诉制度’，实务运作之结果，确实充分发挥筛检案件之功 能，使向法院起诉之案件大量减少，被喻为‘精密之司法’。” 大陆缓起诉制度的讨论也由来已久，鉴于缓起诉制度牵涉利益之广，立法 上迟迟未决，而实务上“违法试验”的情况持续了十几年，在饱受争议与讨论 的情况下，终于在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之际，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相当 于缓起诉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给予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合法性地位。 缓起诉的理论基础有四个层面，即起诉便宜主义的影响、“轻轻重重”刑事 政策的推动、经济效益价值的体现以及惩罚正义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大陆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缓起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 序中，具体法条包括第 271、272、273 条。第 271 条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 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 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大 陆关于缓起诉的规定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在立法上未直接使用缓起诉字眼， 而是使用了附条件不起诉这一词汇；其次，从总体上看，大陆附条件不起诉制 度在适用对象、范围、条件、裁量基准、指示负担等方面拥有了较为全面的规 定；最后，可以看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法条规定较为概括，可操作性较差， I 内容摘要 许多裁量基准不够具体，还需进一步的完善及出台相关的配套制度。 大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虽长久以来没有写入刑事诉讼法，但鉴于社会的迫 切需要，司法实践早已有之。这种实践虽有违宪之嫌，但依然在备受争议中不 断发展，只不过很多实践都避免直接采用附条件不起诉这样的字眼。具体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探索阶段、推广阶段、合法化阶段。2012 年新刑事诉讼法 的颁布，为司法工作人员运用这一制度提供了合法性保障，检察人员不必再冒 着违宪风险畏手畏脚地运用这一制度。 台湾缓起诉制度的规定，主要在该地区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 1 至 3 及第 260 条，其条件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回复损害型；第二，社区服务型； 第三，保护观察型。依实务上执行的情形，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件数仍以交 通犯罪中轻微的公共危险罪最多，另一方面，为配合毒品减害的刑事政策，近 年来也有相当成效展现。换言之，检察机关缓起诉处分如能搭配已定的刑事政 策执行，将得以有效增加缓起诉案件件数，达到预防再犯和保护更生的目的， 强化检察机关软性司法的功能。 两岸缓起诉制度差异的成因在于台湾缓起诉主要是为配合当事人改良主义 诉讼制度的实施，其社会目的主要在于提高诉讼效率，所秉承的价值原则主要 偏重于实现法律效率方面，所侧重的是功利主义原则倡导下的“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这一社会本位原则。而大陆缓起诉制度的建立，其社会目的更倾向 于对未成年的人性关怀，所秉承的价值原则更倾向于实质正义方面，所侧重的 价值理念在于自然法学派倡导的人本主义、保护人权这一个人本位原则。 两岸缓起诉制度立法比较，存在若干共性，如都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合理 诉讼环节的程序规范、相应的监督及评估的专业工作契入、明确该程序参与各 方的权力、权利及责任与义务等。但“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语言”（吉尔兹 语），由于两地所处的社会背景、法律成熟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从法律设计的角 度而言差距颇大，概括起来，明显的不同在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适用条件、 指示与负担以及监督与制约机制。 “精密司法”背后的台湾缓起诉有适用比例逐渐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