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情志观之辨及其在自身赋论中的表现.docVIP

刘勰情志观之辨及其在自身赋论中的表现 　　摘 要: 情志观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重要观点。历代批评家对情与志的异同作过诸多分析。本文作者从情、志在《文心雕龙》中的使用语境来辨析刘勰之情志观,并且由此尝试阐述刘勰之情志观在其赋学理论中的表现。 　　关键词: 刘勰 情 志 赋 　　 　　“情”“志”之辨始终贯穿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志”被看作是用于文学理论的例子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后有关诗的记载,有:《国语?周语》记载召公谏厉王,“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汉代以后,便直接将《诗》与其它儒家明义立身治世的著作列为经部。许多研究者从反映社会这一功能上来定义“诗言志”之“志”是有依据的。例如,詹福瑞、赵树功的《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论六朝时期的文学娱情观》就从这些例子中归纳出“诗言志”与陆机之“诗缘情”的不同在于前者为“反映社会”,后者为“抒发个人”。 　　与《文心雕龙》同时期而稍晚出几年的《昭明文选》,在“赋”的条目下列“情”“志”的条目。既然“情”“志”作为并列的两个条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编订者是认为这二者有区别的。《文选》“情”的条目下,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志”的条目下有《幽通赋》、《思玄赋》、《归田赋》、《闲居赋》。《神女赋》、《洛神赋》、《登徒子好色赋》都对女性形象作了大量的描绘。《高唐赋》开头用了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传说来引出景物描写。班固《幽通赋》是其家族盛衰的陈述,更是他发愤著述的誓词。范晔《后汉书?张衡传》说:“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归田赋》、《闲居赋》则写的是由仕到隐后的境遇和心境。从中可见,萧统“情”之条目下的作品,侧重于男女私情,不论思想内涵是否涉及其它方面,至少在形式上是用此形式作文。而“志”的条目下的作品,则与家族、仕途、隐居等密切相关。从以上分析看来,萧统对“情”“志”的定义,有这样大致的区别:男女之情偏向用“情”;与仕宦追求、政治际遇相关的偏向用“志”。萧统的这一分类,不能从“反映”这种功能上来说,而是更偏向于从内容上来区别的。 　　《昭明文选》只比《文心雕龙》稍晚几年,可见,“情”与“志”在刘勰所处的时代,确实是存在着承担某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之指称的现象。我认为,古往今来学者们辩论的角度基本都可归为以上功能和内容这两个方面。我试着从《文心雕龙》“情”“志”的具体使用情况,来分析刘勰之情志观。 　　《明诗》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生而有“志”,人天生具有七情,刘勰告诉我们情志均为人天生所有。“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又“情与气偕,辞共体并”。(《风骨》)一个人的气质充实了“志”“情”,“情”与“志”和文辞息息相关。“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神思》)“《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骨》)“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通变》)立文之纲领,应该要确定基本原则,凭借情感和气质来会通适变。这里在情志之外,涉及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即“神”、“气”与“性情”。我认为,所谓“神”是用来指称创作时的思维状态,而“气”与“性情”则是指作者的个体精神气质。情与志都是“气”、“性情”的体现,泛指一切形式的情感内涵。 　　《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吟咏所发,志惟深远”。辞藻吟咏由“情”又由“志”。“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这里指出文章写作的根本是情理决定文辞。又“辞为肌肤,志为骨髓”,(《章表》)辞采像肌肤一样是外在的,“志”才是内在的、根本的。这几句说明“辞”为“情”“志”所决定。 　　此外,在讨论创作方法时,刘勰也是情志并举。“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此性情之数也”。“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此句的意思是顺应心志与竭尽心思的创作相比,劳累和安逸相去万里。而后文则出现了“至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同一篇中,阐述立文之体,刘勰分别用了“率志”“率情”,说明“率志”与“竭情”,相对立的并非是“情”与“志”,而是“率”与“竭”这两种方式,通过对比,指出顺应情感的重要性。“情”与“志”应当均是泛指情感而言。 　　且“情”与“志”的使用语境,除了在词义层面共通外,在感情色彩层面上也有相同之处。例如,《乐府》:“观其北上众引……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滔荡”为放荡之意,“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