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doc

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 近购得岳麓书社新出的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偶一翻检，于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看到其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饶有况味 师（曾国藩）曰：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言：韩、岳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余（赵烈文）笑言：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师曰：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 余曰：成败之数，运气与人事相参，……彼运命二字，怀才不得志者以之自靖可矣。君相造命，务名实以鼓人才，止可存之于心，以济人事之穷，若昌言之，则人皆自恃，孰为陈力耶？ 师曰：此言甚是。然天下大事，运气主其六，人事主其四，至富贵利达，则运气所主尤多。 二人本欲对谈两宋故事，却不觉言及湘军崛起之因。赵以为曾之成功，非在战场，实在官场；而曾自认己之发迹，六分天定，四分人为。曾、赵熟稔多年，共患风雨，私聊自不必恭维客套，虚与委蛇，故颇道出湘军纵横不败之内情。为何功夫在场外，成败归运气？耐不住好奇，笔者细阅《曾国藩全集》相关奏稿、书信及时人文存，确如赵氏所言，曾之劲敌，除了各路“乱匪”，更多乃无形之官场明潜规则、世故人情。甚至情势倒逼至极，曾两度欲投水自尽，“但思以一死塞责”。读罢其数百通函牍，笔者不禁掩卷苦笑：究竟何种困境，能令曾文正公只求一死？ “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曾氏心生死念，既有近忧，更有远因。所谓远因，大致为二，首当其冲的便是不受咸丰帝待见。曾国藩入仕初期，可谓一帆风顺，十年七迁，未到不惑之年，已跃居礼部侍郎之高位。曾仕途如此顺遂，除却个人勤勉外，关键奥秘在于有政坛大佬提携，此君即穆彰阿。穆氏权倾一时，“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达二十余载。也正因久掌权柄，穆氏“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曾国藩自是其中一员。清末民初不少野史掌故都曾收录穆氏深夜点拨曾国藩奏对面圣之秘辛，虽此事未必符合史实，但二人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权力场难有不倒翁，穆彰阿又岂能幸免？咸丰即位仅十月，便以“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倾排异己，……固宠窃权”诸罪革去其一切职务，永不叙用。靠山一倒，曾国藩虽未受牵连，但在咸丰眼中，“穆党”旧部，焉堪重用？故彼时曾已降至权力边缘，其处境不尴不尬。 宦途顿挫，若识时务，曾氏当沉潜蛰伏，待风声过去，方相机而动。孰料曾国藩却顶风作案，雷倒了朝野内外。众所周知，新君登基，为展现新气象，总会下令臣僚封章奏事，摆出虚心纳谏之姿态。咸丰上台后亦如法炮制。既然此乃历任帝王因循之惯例，注定形式大于内容，不能当真。曾国藩不是头一天出来做官，自然懂得个中虚实。然而，他偏偏甚不知趣，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折子，着实戳穿了咸丰的“政治秀”。曾折开篇以“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辩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为前提，指出咸丰的三个毛病：一是貌似敬慎，实则流于琐碎，终致“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二是表面好古，其实徒尚文饰，长此以往，不免“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三是自称广大，“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刚愎自用、“朕自持之”的后果，便是“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文末，曾氏又添上麻辣一笔：“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违力矣。” 递上此折，曾国藩也颇后怕，担心因“其言颇过激切”，“恐犯不测之威”。不过他欲“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只可惜在咸丰看来，曾氏之区区本意，不仅满纸不敬，更如一把利刃，划破了“皇帝的新衣”，怎不令人恼火！据说咸丰披览未毕，即“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好祁寯藻、季芝昌替其求情，否则曾国藩这只“愤怒的小鸟”，定要被朝廷拔尽羽毛。 经此一事，曾明悉咸丰难负众望，估计自己也上了皇帝的黑名单，于是上书道：“臣材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 此可谓悔过自责之举，亦可见其对时政已颇心灰意冷。 “为京师权贵所唾骂” 曾氏晚年将其一生耻辱归结为“三骂三败”： 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继为长沙所唾骂，再为江西所唾骂，以至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齿多矣，无一不和血吞之。 战败挨骂，倒是常情。那被京师权贵所骂，究系何事？其实说来也简单，曾国藩做了一回“瓷器店里的公牛”，犯了官场忌讳，惹恼同僚一片。其实，曾氏对于官场颟顸敷衍之风气，早已深恶痛绝：“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